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翻译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翻译》（原名《翻译通讯》，以下统称《中国翻译》），作为全国性的翻译专业刊物，已成为我国翻译理论和翻译教育界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自1980年正式对外发行以来，《中国翻译》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和影响，其所发表的论文，具有学术代表性，是了解我国翻译研究的重要窗口。本文正是从这一特殊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翻译研究在这30年来的发展走向，同时提出作者的问题与反思。首先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关注。从《中国翻译》来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由于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不大，传统译论的研究还是延续已有的研究对象，倾向于对“术”的追求以及对之前某些争论的重新解释。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不断引入，中国传统译论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边缘化”历史之后，又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传统译论的重新阐释和现代转化成为研究热点。其次是关于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国研究者由初始期对西方翻译理论近乎全盘西化的学习，转变为科学和理性的批判性借鉴，研究也由零星的对某一理论、某理论家的某一观点转变为从整体上进行研究并给予系统的评论。同时，对某一理论的渊源与发展以及与其他派别理论的关系和区别等都有研究。最后是对翻译学的考察。从“建立翻译学”的提出到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过程是曲折的，争论是激烈的。《中国翻译》为其提供了一个争论的平台。但正是由于这些争论，许多问题得到进一步深化，相关概念也得到澄清，这无疑对于一门学科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