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身份问题是近年来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发达国家多次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并逐步暂停了对我国的援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成果,也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公约,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与实施。中国的国家身份变动在国际法规则体系中,会最先影响我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规则制定的国际公约,因此中国的国家身份变动问题会在海洋法规则体系中最先显示出其不相协调的一面。本文共分为四章,从在海洋法领域中国国家身份变动问题的产生、表现、影响和对策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中国国家身份变动的基本问题,介绍了目前国际社会主要的国家身份分类方法与支持中国国家身份变动的主要观点。国际组织中国家身份的分类方法主要是依赖不同权重的客观发展指标,并形成了传统分类方法、人类发展指数分类方法、地域分类方法、以及我国在世界银行国家身份分类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E30新兴经济体分类法”等多种分类方法并存的现状。在分类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团体与发达国家团体的成员却相对稳定,这说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实现国家跨越的障碍。支持中国国家身份变动的主要观点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经济指标上的巨大提升,二是政治格局中G20国家集团相比较于G7国家集团逐渐成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三是法律文件中的《关于改革世贸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总体备忘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次缔约国会议秘书长报告》,前者提出了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后者提出中国现阶段的国家身份是发展中的海洋大国。第二章中国国家身份转变在海洋法中的表现形态,回顾国际海洋法上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确定过程,以及先阶段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冲突增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逐渐扩大的趋势,呈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现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冲突增多主要包括“附件七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问题”、BBNJ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部分立场不符合中国的现实需求、军事测量活动与海洋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的担保国责任制度四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共同利益扩大主要包括促进海洋科学研究的高端合作、降低商业航运成本、公海自由原则的趋向有利、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合作四部分。这些变化都不断提示着中国,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海洋法规则同样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应当与发达国家一道承担维护国际海洋秩序和平稳定的大国责任。第三章分析了中国国家身份转变对海洋利益保护的影响,从承担的国际义务、海洋维权中的力量运用和向发达国家过渡的价值追求三部分说明中国现阶段发展中大国身份定位。中国身份转变对海洋利益保护的消极影响包括:降低中国在国际组织表决机制中的影响力,对和平利用海洋原则造成的冲击,不利于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寻求特殊的规则保护。中国身份转变对海洋利益保护的积极影响则包括:有助于形成发展中国家毕业制度,加强海洋强国建设与国际法规则的协调,促进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避免与发达国家的普遍公式化对抗。中国既肩负着突破西方国际法实践中“普遍狭隘原理”限制的任务,也从西方国际法理论中的“普遍狭隘原理”获得诸多以发达国家身份维护海洋权益方式的启发。第四章展望了中国国家身份转变与海洋利益保护相协调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理念与原则层面、法律规则层面与法律过程层面三个部分。海洋权益问题是中国国家身份转变需要协调的问题之一,但并不是唯一问题,国家身份转变的战略选择要平衡部分与全局、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国家利益。中国要坚持第三世界国际法方法论,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之间的相互连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体现出了国际合作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法律规则层面,通过《执行协定》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质性修改,使得国际海洋法规则发展的方向符合新时期中国的利益需求;根据周边国家不同的国家身份,有针对性地缔结区域性海洋法规则;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毕业制度的设计,附条件、附期限承认发达国家身份。从法律过程来看,中国要提高在海洋法规则立法过程中的有效参与,将综合国力的提高转化为国家实践中海洋治理手段的提升。现代海洋法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法规则上的发展,科学技术与人类新疆域的不断开拓都影响了海洋法规则的发展,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海洋强国,中国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需要海洋强国思维,也需要海洋强国的法律制度保障。发达国家强大的国家基础实力,明显会在海洋法律秩序变革中形成“马太效应”,造成强者恒强的局面。中国应当尽早准备好以发达国家身份参与海洋法律秩序变革的现实情况,使中国的立场与角度不仅仅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团体的支持,更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体现出大国的负责态度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