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中医西传问题是近年国内中医学界新兴的课题,在当前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医兼具人文与医学科学等多重属性,构成了中华文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最佳载体。其中中医养生学和西方现代健康管理理念契合,同时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最易为西方人接受,也是能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目标“走出去”的重要突破口。中医西传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异质科学知识体系在西方的接受问题。基于这种基本认知,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视阈重新评述中医养生学西传英国的路径选择和变迁,解析中医科学知识体系的接受之路和建构因素,从而为破解中医西传问题提供思考,更好的展示输出我国文化软实力,让世界人民分享中华智慧文明成果。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取文献资料分析法、个案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综合运用比较研究、内容分析等方法,重点阐述每个历史时期中医西传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法的特征和变化,进而对其每个阶段的突出特征作出评价,弄清中医西传的传播特点,总结规律,实现总体进程描述和个案分析相互印证。研究内容：中医在西方的传播程度越来越高,但总体接受形势不容乐观。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讲,不存在一种单向度的“客观实在”的文明传递的可能。包括中医在内的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时,互动的社会建构因素表现的非常突出。欧洲对东方的认知深刻影响了中医西传的变迁。明清时期,在来华传教士的传播下,欧洲人对中医有了初步的了解,接受度较高的主要是脉学和针灸,并被西方医学接纳。欧洲传教士力图将中医中药纳入西方医学的模式中予以理解,并向欧洲人予以介绍。这一时期中西方均处于强盛时期,在医学范式上也都处于自然医学阶段,大都依赖于草药的使用,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中西方医学的交流是平等的,但实际上,中医西传一开始就存在被误读或者按照西方模式解读的问题。在18世纪之后,随着东方学的奠定,包括中医在内的东方科学都开始被视为是异类的。这种对中国科学的认识,在其后深刻影响了中医的传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西方的视野里从古老的文明国家,转变成为落后停滞的帝国,被赋予妖魔化的形象,这种转变直接影响到了英国人对中医的认识。中医被描述为理论紊乱、骗人的圈套。但同时,像伊博恩等在华西方医学学者,则开启了中药学的现代化研究,从西方药理学和现代植物学的角度对中药作鉴定和分析。伊博恩等人对中国药物的研究力图将中医药物纳入西医的范式之中。这本身即体现了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医的建构作用。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欧美等国掀起了“中医热”、“针灸热”。但在1999年,随着媒体关于“中药肾病”污名化报道的增多,中医由媒体的“宠儿”转变为了批判的对象。总结来看,当代中医西传英国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医被建构为“有魔力的”、古老的智慧,使得中医被东方化。二是中医在汉学层面的引介,一方面扩大了中医的影响力,但同时也使得中医被历史化为“东方文明遗迹”,从根本上并不利于中医西传。三是中医针灸被西方化建构,脱离了中医的传统理论基础。四是中医立法问题一再陷入困顿,历经十几年的努力,至今未见突破。从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情况看,中医在英国的总体接受程度不高,英国人对中医疗效的感知并不明显。中医被认为缺乏科学根据是中医西传主要的阻碍因素,宗教因素的影响极小。结论：从中医西传英国的历程来看,中医从来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医学技术被纳入英国社会,而是在不断的社会建构中曲折前行。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的启示：一是传播过程没有自身的话语权,中医的范式竞争力始终不强。二是中医不是作为一个有益的知识价值体系被认知,中医的知识价值始终被西医范式所“过滤”。三是中医始终面临着西医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医研究团体的作用有待发挥。四是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医西传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以此来看,范式认同是中医西传的根本之途,应该推动中医建立现代化的科学范式,实现与西方医学的范式融合,同时促进中医养生学与西方健康管理的范式融合。同时,在现实战略层面,应从寻求中医立法的突破、充分彰显中医针灸的疗效、推广符合现代西方回归自然的潮流的中医养生等途径着手,形成推进中医西传的合力。在大国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都远非近代中国所能比拟的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随着中国的崛起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中西方正在日益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文化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加上官方与民间的合力推广,作为民族瑰宝的中医,海外传播之路前景坦荡、未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