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研究冷战后的西方人道干涉。冷战结束后，以“人权高于主权”和“制止人道灾难”为口号的人道干涉在美英等国的强力推动下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人道干涉的倡导者们认为:人道干涉意在处理冷战后的新型安全威胁、维护自由与人权价值观、保护发展中国家受压迫人民，因而是合法与正当的行为。既然人道干涉追求的是更大的“善”，那么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应该退居次席，不能阻碍国际社会对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加制裁和惩罚。与此同时，反对人道干涉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人们指控人道干涉不过是大国借“人道”之名，行“干涉”之实。那么冷战后人道干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西方实施人道干涉的战略意图何在？人道干涉又会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本文通过对人道干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综合研究来回答以上问题。　　本文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人道干涉既不合法也不正当。冷战后的人道干涉充分体现了单极体系下霸权国改变和主导国际秩序的意图。霸权国为了能更长期和有效地维护其权力地位，将会寻求改变制约自身行动的旧秩序，进而建立起新的霸权秩序。这种霸权秩序最显著的特征是:霸权国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合法地对潜在的挑战国或不接受其主导地位的其他国家实施干涉。冷战后的西方人道干涉理论与实践就是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建立霸权秩序的重要工具。它们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控制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提升“人权”和“人道主义”等“道义”因素在国际互动规则中的地位，并且通过实践加以强化。西方国家试图以此突破得到公认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对使用武力的限制，有意识地侵蚀和颠覆现行国际秩序。　　在充分认识人道干涉的实质后，本文对其定义和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分别评估人道干涉的理论和实践。本文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制衡缺失，西方人道干涉的理论与实践得以迅速发展。从理论上看，人道干涉的法理基础并不稳固，只是在西方国家的选择和持续推动下才成为国际社会中无需检验的“真理”。在人道干涉实践中出现的多重动机、选择性干涉等问题也饱受争议。本文发现，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完全符合定义的人道干涉。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使用武力时的利益需求与意识形态动机在人道干涉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作为建立新的霸权秩序的重要工具，人道干涉集中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对待非西方国家时的专横倾向。　　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出发点的人道干涉思潮将会严重动摇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在以权力和资源严重不均衡为标志的国际政治领域，经由《联合国宪章》才真正建立的主权原则在法律和政治上保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政治平等、不允许未经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为国家生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尽管这种保障常常在大国权力面前失去作用，但也聊胜于纯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旦“人权保护”的道义原则成功地破坏主权的法律原则时，真正可以代表“国际社会”行动的只能是具备实际干涉能力的大国。而大国则完全可以抛开主权限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定的标准采取行动。这无疑将恶化国际环境、导致更危险的动荡和冲突。　　为了在经验层面上检验对冷战后人道干涉的判断，本文选取了四个案例作进一步的分析。四个案例分别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上世纪90年代在非洲的索马里和卢旺达的相关行动、科索沃战争、以及当前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之所以选择以上案例，首先它们都代表了冷战之后西方实施人道干涉问题的典型案例，并且对后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案例的现实背景、决策过程和影响后果，支持本文对冷战后人道干涉性质的基本观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前提进行逻辑推导，突出西方人道干涉背后的战略意图，全面评估人道干涉的理论与实践，避免在关于人道干涉的传统论争中由于立场和价值观不同而造成的研究相互割裂，对话停滞的现象。在对人道干涉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后，本文还为中国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方法提供了政策建议。当前，中国对于人道干涉的某些最新理论，如“保护的责任”缺乏明确的认识，甚至为之加油助威。通过本文的研究，必须了解的是，无论使用多么美好精巧的道义言辞修饰，冷战后西方人道干涉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相当高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