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向人们呈现了一段暧昧的、被遮蔽的、曲折的进程。其中,既可以看到古人对同性恋的宽容之心、甚至推崇赞美,也可以看到道德的抑制、宗教的严禁、近现代以来法律的制裁,还有当代社会对同性恋逐步走向科学人道的态度。这是同性恋艺术表达的语境。同性恋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或者写作模式,它提供了丰富多姿的同性恋文学艺术,并形成了同性恋审美趣味。在西方电影中,同性恋话语表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涌现了大量同性恋文本,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形成“喧嚣之势”,不断突破主流文化的禁忌,以后现代的酷儿姿态表达着异质多元的主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华语电影同性恋话语表达的重要分界线。九十年代之前,现代中国社会从法律、医学、世俗道德对同性恋都是打击和排斥的,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空间有限。同性恋话语在电影中基本是失语状态,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影片中,香港地区电影对同性恋话语的尝试性表达相对多一些,这主要与香港电影的商业气质和创作体制相关。为数不多的、明确涉及同性恋的影片对同性恋的表现比较拘谨或是变形的。还有一部分影片在重新解读中,可以嗅出其暧昧的同性恋意味,属于同性恋影片的亚文本或者隐秘文本。这些影片的暧昧意味反映了社会普遍的性和性别意识以及创作者的个人艺术倾向。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同性恋社会氛围的宽松和西方电影的影响,华语电影在同性恋题材上实现了突破。一大批影片中出现了同性恋形象,其中多部影片把同性恋作为主题或者重要情节,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思想上的严肃探讨、艺术上的优秀表现使其中多部影片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如《霸王别姬》、《喜宴》、《东宫西宫》、《河流》、《春光乍泄》、《愈快乐愈堕落》等。同性恋、易装、变性等“非常态”性欲和性取向成为很多影片的商业噱头,同时也在一些个性化的导演(如徐克、蔡明亮)那里成为一种创作偏好、一种进行思想艺术深度开掘的有力视角或工具。九十年代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在同性恋话语表达上还是有所差异的:在出品数量上,港产影片占了绝对优势;港片更倾向于商业性,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影片倾向于艺术性;同性恋影片在两岸三地的境遇有所不同,港台相对开放一些。进入新世纪,同性恋题材在国际影视艺术范围内成为一种“时尚元素”,华语电影同性恋话语也大步推进: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影片大大增加,特别是中国大陆同性恋影片的创作开始活跃起来。影片样式丰富了,在歌舞片、喜剧片、纪录片上体现出鲜明、自觉的扩展。样式的开拓对华语同性恋电影创作有着特别的意义,反映了社会发展中同性恋电影创作逐步走向开放和从容。年轻导演和他们的同性恋影片体现了一种自信而不羁的酷儿姿态。总体观之,同性恋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华语电影中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