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行业关系着广大人民最重要的生存权,医药市场的正常合理运行不仅关系到人民最基本的身体健康与切身利益,更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对医药行业的高度重视,我国医药行业在得到长远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严重问题:药价虚高、医患矛盾加剧、医药中介横行,正常的医药市场被严重打乱。本文认为,政府对药品的最高零售价限制是"药价虚高"的帮凶,对药品价格的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运用契约理论的分析方法构建博弈模型,以医疗机构在药品销售过程中的双向垄断地位为基础,模型中各参与人以自我效用最大化为行动准则。医药厂商通过向官员寻租而掌握一定的定价权,能够在药品销售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官员也能获得不菲的"灰色收入"。患者在药品价格提高后采取抗争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患者的抗争可以看成是对官员和医药厂商的"问责",从而使官员和厂商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一方面,官员的行动受到医药厂商和患者的双重作用;另一方面,医药厂商也可以根据官员的行动调整自己的行动以获得最大化的效用。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情况下,官员和医药厂商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上述策略均不是最优的。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官员、医药厂商、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四方博弈模型,详细刻画博弈过程中关键参与人的行为和效用函数,模型分析发现,医药厂商的效用随着官员设定的最高限价的增加而增加,这使得医药厂商有很强的动机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政府的最高限价,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政府对药品的最高限价无助于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