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一词源于古希腊,指的是“意义的改变”。传统上,“转喻就是用一种表达方式指代另一与之相关的实体的修辞手法”(Lakoff and Johnson, 1980);并且这种修辞是建立在“某种物质、原因或者概念关系基础之上的词语间的代替”(Preminger & Brogan, 1993)。然而,伴随着雷考夫(Lakoff)和约翰森(Johnson)(1980)二人对转喻机理的重新定位,使它冲破了原有仅限于修辞的禁锢。实际上,转喻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我们自身的身体经验,遵循于一般系统的规则,并且构成了人类思考和行动的基本框架。由此,人们便逐渐开始在认知视角下看待、理解和运用转喻,它与人类的思想、行为和活动紧密相连。无需掩饰,它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的思考、交流和行动方式。可以说,“转喻不是简单的语言实体,而是一种用语言实体表达的概念或认知组织”(Lakoff, 1987:84-5),它是一种典型的概念现象(Radden & Kǒvecses, 1999),一种根植于我们日常思维的认知机制。在人类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时刻彰显着它的概念本质。所以在这点上,转喻的作用和人们所熟知的隐喻是相同的。首要的,它们都被视为概念性的,共同组成了表征抽象概念的基本心理加工机制(Gibbs, 1994, Lakoff and Johnson, 1980)及理解这些抽象概念的关键性认知工具。诚然,它们在观察、认识和了解我们的外部世界时,起到了不可比拟的决定作用。可是,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Lakoff & Johnson, 1980)一书的横空出世,有关隐喻研究的浪潮涌向了全世界。“假设没有常规性隐喻,人类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抽象思维”(Terri Eynon, 2002) ;如果不是隐喻的作用,我们对抽象概念本质的领会,势必要有失偏颇甚至是曲解(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1987)。显然,人们严重忽略了具备同等认知加工作用的转喻的存在。直到90年代末,人们才开始慢慢把目光移向转喻,一些有关转喻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版发行。还有些学者坚信,转喻实则是比隐喻更加基本的认知过程(e.g. Taylor, 1995; Barcelona, 2000)。事实上,由于它自身所具备的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和表达清晰的独特效用等,转喻早已被广泛运用于各国语言中。作为一种思维机制,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转喻来思考,选择转喻来表达、交流及传递内心感受,它已成为人类语言运用范畴中的普遍现象。人们迫切需要这一认知媒介,丰富、提升并能时刻更新对语言的应用;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宽广和便捷的途径,去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新奇经验。毋庸置疑,转喻早已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人们日常交流对话的基本特点。而这也正是它在现实中存在的意义,在理论上对其深入探索的精髓。尽管如此,国内外认知语言学界对于转喻的研究,若将其系统化,大都是集中在从宏观上对它的本质和分类的演绎(Croft, 1993; Tumer & Fauconnier, 2000);亦或是聚焦于其语用功能和运作机制上的分析(Gibbs, 1994; Panther & Thomburg, 1998, 2004; Barcelona, 2000; Radden & Kǒvecses, 1999; Ruiz de Mendoza & Otal Campo, 2002)。而若从微观角度切入,其实,对概念性转喻的每一种可能解释,都是在那一特定场合下,基于人类身体体验的独特标志和象征。众所周知,“意义是内嵌于人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一套认知结构。他们如实地反映了人类在不断生息繁衍的体验过程中,对现实世界中的万物进行分类的心理范畴”(Iraide Ibarretxe-Antunano)。于是,在我们外界的动态环境支配下,“任何时刻,我们所观察到的动机世界,就像一个汇集了人们行事、言谈及抒发情感的复杂多变的混合体”(David Hamilton, 2004: 3)。因而,人们应将意义放在各自亲身的社会实践中来进行动态地解析、破译和构建。无独有偶,“转喻被公认为是促使意义延伸的最基本过程之一”(Dirven, 2002: 325)。也正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得以使这种转喻式的意义延伸成为了可能。实际上,“转喻的字面表达,与它所要传达的真正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可变的、不确定的”(Preminger & Brogan, 1993)。“在转喻中被激活突显的目标域,往往是由于周围某一特定环境使然”(Lakoff 1987: 78-80)。“转喻所代表的,不是单纯一个字面意义”(Croft & Cruse, 2006);“它构成了一个由字面表述所潜在引申出的新奇意义创生”(Peter Koch, 1999: 140)。因此,“对转喻的解读应该是开放性的”(Nunberg, 1978) ;而转喻所表达的实际意义更是弹性的,并紧紧依附于当时的体验情境或条件。于是,转喻本身的不确定性(宋欢, 2007)也仅仅只是表面现象,潜藏在其背后的内部机制,应该是概念性转喻的经验动态性,或者说,这种不确定现象是它的外化表征。也就是说,当同一转喻构式出现在不同的体验环境时,一种经验动态性将潜在附着于概念性转喻本身。接下来,为使这一论述更加具体、清晰,蕴含丰富价值,作者又分别从它的构成、概念映射、实际操作和现实意义这几个核心层面,对它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综合的剖析与探讨。简言之,某一转喻内涵仅适合于与之相匹配的那一特定场合。转喻的意义创生,是需依靠在我们的体验环境里,相邻实体间所产生的永不停歇的动态互动。正是由于外界的这种主客体互动,才构成了转喻经验动态性的源泉。而这一互动也恰恰引起、激发并促进了在我们的体验环境中,转喻的新奇意义创生。当它一旦被置于某一具体场合下,转喻就立即显现出其本身所具有的经验动态性。可以说,没有外在的体验环境,也不可能缔造出任何与之相应的转喻隐涵表达。顺理成章,人们应该树立一种动态的观点来实时处理转喻的在线操作机制和其实际运作过程,也就是说,要动态识解概念性转喻本身的经验动态性。这里,识解(Langacker, 1993)指的是人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看待和描述同一情境的认知能力。考虑到现实交际的意图和需要,这种动态识解应在我们动态的体验环境下建构。转喻的意义创生与我们外界的体验环境息息相关,我们不可能将单一识解与动态情境割裂开来。树立动态的观点来看待转喻,有利于呈现出更加鲜活的体验情境和更加明晰的动态轮廓,进而使人们时刻更新对同一转喻构式的在线理解。因此,纵观全篇所涉及的内容,不难看出,本文是对概念性转喻的一次扩展性研究,其间不仅涉及了它的内部性质、外部表达方式,微观运作模式和宏观意义;更为重要的,通过这些详实而具体的分析,洞悉出导致其产生“不确定性”背后的内部机制。在结构上,本文选取了内省法来组织和贯穿全部理论推导过程及行文总体发展脉络,以保证此文,从开篇到最后结论,构成一个紧紧围绕中心内容展开,结构紧凑、环环相扣的完整有机体和连续体。从本体论上讲,这次有关转喻内部机制的研究,既能丰富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分支理论;同时,也为其它各相关学科的不断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而牢固的认知基础。毫无疑问,它是人们开始认识事物并最终获得其本质的重要手段;它为人们一步步接近、辨认未知事物,提供了途径上的便捷;更为人类在日后,全面解析世界的本源,揭示自然界的全貌,提供了理论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