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艾滋病流行已成为全球危机,也是当前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其蔓延趋势已呈现从农村向城市,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快速传播的新趋势,作为桥梁人群的进城务工人员将处在艾滋病感染的高风险中。《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指出,对农民工群体的宣传教育工作仍明显不足,一些宣传教育活动针对性不强、目标人群不明确,缺乏宣传教育效果。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中国工作场所艾滋病教育项目为依托,以行为改变交流为理论基础,进行形成性评估,为制定更好的农民工艾滋病教育策略提供依据。目的:了解工作场所内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的真实情况,有效地制定艾滋病行为改变交流的信息、主题和沟通渠道,为开展工作场所艾滋病教育项目提供依据,促进工作场所针对农民工的艾滋病预防工作。方法: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中,通过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获取调查对象,采用电脑和纸质两种形式的企业员工调查表收集数据,应用SPSS 13.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一般性统计描述,χ~2检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定性研究中,通过目的性抽样选择访谈对象,使用关键人物访谈,个人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讨论等方法收集定性资料,并利用Excel软件进行开放式编码,根据逻辑相似性,归入所属的各种不同主题中,再利用主题分析法和分析性比较等方法归纳整理。结果:问卷调查了云南、广东和安徽3省的13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共2771人,其中1013名城镇职工(对比人群),1758名农民工。定性访谈了5个试点行业的农民工、企业管理人员或卫生部门人员,共计131名。定量分析结果:1)艾滋病知识水平:受访农民工中,不能完全知晓艾滋病的三条传播途径占42.15%;能完全识别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仅有6.48%;完全掌握艾滋病预防知识仅有12.29%;其中,31.34%的不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性途径传播,70.48%认为打喷嚏、咳嗽能传播艾滋病,62.68%认为共用餐具能传播艾滋病。且艾滋病知识水平的各指标均低于对比人群。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收入水平对艾滋病知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性别,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流动性等将是提高农民工艾滋病知识水平的重点考虑因素。采矿业,建筑业和服装制造业的艾滋病知识水平较低。2)对待艾滋病的态度:持完全不接纳态度的受访农民工占13.71%。其中,不愿意接受感染者提供的服务的占76.17%,不愿意和他们共住的占73.55%,近60%的人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其歧视程度均高于对比人群。艾滋病相关歧视程度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此外,性别和工作类别也是重要影响因素。采矿业和建筑业的歧视程度较高。3)高危行为:3个月内,有过性行为的农民工中发生高危行为的比例为23.19%,半数没有使用安全套,明显高于对比人群。其中,男性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和劳动力市场的待就业工人的高危行为比例较高。定性分析结果—行业特征不同,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有所差异,其共性结果为:·提及出门打工与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经济保障和获得好的工作机会有关:没有意识到规划未来;对收入的稳定性、家人幸福、健康、安全等表达了相似的担心;·相对于企业的正式职工,农民工很难享有全面的医疗保险。·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报纸和计算机网络。社会网络主要是“老乡”(同伴)。企业的沟通渠道有自身的宣传培训计划与设施,职业安全会,工会和各种文体活动等。·农民工对性病艾滋病知识的缺乏,且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深层根源可能与人们对性和吸毒行为的负面评价相关。·工作场所周边存在一些娱乐场所,其中有农民工发生商业性交易的现象;青年男女农民工均对婚前性行为持容忍态度;男性农民工使用安全套的主要障碍是,认为使用安全套,感觉没有购买到真正的服务;以及朋友/同事的影响和安全套可及性。·企业层面上尚没有制定艾滋病相关政策,提供相关艾滋病信息和服务也较少,对性病艾滋病治疗检测方面的信息存在空白。·企业管理层对艾滋病教育表示支持态度;社区层次上,存在潜在的伙伴机构;艾滋病相关的国际准则,国家和省级政策能为工作场所艾滋病政策制定提供支持。结论与建议:农民工艾滋病相关知识缺乏,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羞辱和歧视非常普遍,且高危行为发生较多。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别,民族,婚姻状况和收入水平等特征的农民工,其艾滋病风险程度不一。综合考虑目标群体的价值观,理想,社会网络和生活行为习惯等,以及所在地艾滋病疫情与政策,行业特征,工作场所/社区的活动及周边环境,和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识别出农民工中最高风险的目标群体,确定行为改变交流干预的机会和资源,制定农民工艾滋病行为改变交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