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尤其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对华军事侵略,巩固在中国沦陷区的占领与统治,日军开始在沦陷区大规模组建“宣抚班”,实施所谓的“宣抚工作”。日军对华“宣抚工作”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宣抚班员”在侵华战争的时代语境下以“宣抚工作”为题材炮制出的“宣抚文学”,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宣抚工作”的实际样态,因而成为“宣抚工作”研究的重要途径与手段。本论文主要以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宣抚工作”为中心,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角度,着重选取被视为日本对华核心文化工作并常被冠以“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等美誉的“医疗宣抚”和“日语教育宣抚”,以文史融通的视野,利用大量一手文献和“宣抚文学”文本,综合运用原典性实证研究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日本对华“宣抚工作”如何配合其军事征伐“一文一武”地对中国实施侵略与加害,揭示了其内部结构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侵略的隐蔽性与欺骗性,揭开了日本关于“宣抚工作”的“解放”与“拯救”思想的谎言与实质。本论文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对侵华日军“宣抚班”及其“宣抚工作”的兴衰过程进行了梳理,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史实基础。在相关史料记载和先行研究基础上,着重从整体上梳理了日本对华“宣抚班”及其“宣抚工作”的大致轮廓与历史脉络,厘清了其组织形式、目标任务实施及发展脉络,揭示了“宣抚工作”就是与军事侵略相配合的文化战、思想战,在侵华战争中消磨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抵抗意志,减小侵华阻力,为日军武装侵华起到了“润滑油”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考察了“宣抚”思想的实质及其在“宣抚文学”中的呈现状态。通过对华北日军“宣抚班”总班长八木沼丈夫“宣抚”思想的分析,考察了其所谓“放牧者”与“拯救者”的思想悖论及其思想的“幼稚”性。同时,通过对“宣抚班”漫画传单的分析,考察了沦陷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模式。原“宣抚官”熊谷康的“宣抚”记录《支那乡镇杂话》做为典型的“宣抚文学”代表,呈现出了战时“宣抚文学”所具有的“国策”指向与“宣抚”性能。以日本民众为对象的战时“宣抚文学”与以沦陷区民众为对象的“宣抚工作”,二者一内一外相互配合,构成日本思想宣传战的“一体两面”。第三章从“医疗宣抚”的视角,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主要以《医疗宣抚行》《北支仁术行脚》《支那乡镇杂话》等“宣抚文学”文本中的“医疗宣抚”叙事为中心,分析日军“宣抚班”向沦陷区中国民众传播与灌输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方式与策略,揭露了借医“布道”的“医疗宣抚”的实质,揭示出“宣抚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侵略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第四章重点揭露了借校“布道”中的“日语教育宣抚”的“和平”谎言。使用史料记载与“宣抚文学”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以文史融通的视野考察了各沦陷区“日语教育宣抚”的实施状况、教材《日本语会话读本》的特点及其真实目的,揭露了其“和平主义”背后的谎言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