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数字发展浪潮迅速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计算机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创新相互关联。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数字智能交互的不断发展,整个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一个以一切互联、智能化为标志的现代全球时代。数字科技的创新推动了经济社会形态和运行方式的变革,全球创新版图正在重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被更大范围的科技转型和产业变革所重塑。通过数字化技术在制造业、服务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深入运用,实现企业和行业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增长,进而产生数字技术对经济产生的两个积极作用——叠加效应与倍增效应,这两个积极效应正成为传统产业动态转型和生产力提升的重要起点,也是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在信息化、数字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如何打造企业产品质量的新效益,如何重塑产业分工协作的新格局,如何加快动能转换的新态势,关于这三个问题大量学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前有文献大都从出口二元边际出发,研究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近期文献研究重点则主要为经济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以及后疫情背景下研究如何提升出口数量和出口质量,但从出口产品质量角度研究数字化对出口质量的影响还较为鲜见。本文旨在研究地区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在厘清其中作用机制的同时提供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为科学严谨地研究上述主题,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论证。首先,本文对与研究课题密切相关的文献形式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以前人相关的研究为基础,寻找前人研究的经验与薄弱环节,进而确定本文在相关课题上的创新点与突破点。其次,理论分析了区域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从交易成本和技术溢出两个渠道探究其作用机制。然后,为了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使用以中国工企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合并后的数据库为基础,研究2004-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佐证与分析。最后,本文在理论研究结论与实证检验佐证的基础上,站在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这对推动出口企业由“量”转向“质”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化发展对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在控制年份、城市以及行业固定效应下,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数字化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交易成本（Cost）和技术溢出（Over）两个重要的中介渠道;第三,数字化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所有制、技术水平、贸易类型以及地区的差异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换言之,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均存在积极影响作用,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民营、外资以及合资企业相比,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技术水平角度分析,数字化水平提升对资源制成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显著性较低,但与中低技术产品相比,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产品质量最为显著;对不同贸易类型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较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而言更为显著;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均存在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