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并购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并购溢价已成为业界常态,企业商誉资产不断增加,股价也水涨船高。据上市公司披露的2018年报数据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累积商誉总额超过1.3万亿元,其中商誉超过百亿元的公司12家。从商誉资产占比来看,26家企业的商誉价值超过其净资产价值,紫光学大商誉额15.28亿元,而其净资产仅有0.84亿元,仅为其商誉总额的1/18。巨量商誉累积的背后,也蕴含着巨大的减值风险,2018年以来,商誉“爆雷”事件频发,天神娱乐年报亏损75.22亿元,计提商誉减值准备49亿元,金盾股份计提商誉减值导致业绩“大变脸”,一系列巨额商誉减值损失计提引起市场剧烈震动,也引起了监管层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商誉的内涵、产生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商誉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聚焦于风险角度,研究探讨了商誉及商誉减值损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利用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发现商誉资产及商誉减值损失的增加都会引起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增加,且这一效应在高杠杆和非国资背景企业中尤甚,这主要源自于高杠杆企业自身较高的利润波动风险以及非国资背景企业由于上级监管缺乏带来的舞弊、串谋等管理层代理问题。另外,企业现金流在商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效应。总的来说,现金流较为充足的企业往往有着较低的股价崩盘风险,具体来说,经营性现金流对商誉风险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充足的经营性现金流可以降低高商誉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而较高的投资性现金流则加剧了这一风险,融资性现金流对这一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本文发现商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商誉占总资产比例较低的时候,商誉为企业带来正向的收益,只有当商誉资产规模超过一定的阈值,才会显著增加股价崩盘风险,而这一阈值在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中也有所区别。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也分别对监管层、企业和投资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对并购商誉的后续效应进行了检验,证实了高额商誉的存在和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将显著提高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另外,本文创新性地纳入了现金流指标并分类研究了不同现金流在商誉影响机制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不仅丰富了现有文献,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企业的经营决策、监管层的风控决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