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问题是卢卡奇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卢卡奇生活的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包括泰罗制的推行,官僚制的盛行以及革命意识的消沉。面对这些新现象,卢卡奇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为理论背景支撑,有机结合两者的观点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物化理论。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新现象,卢卡奇敏锐地看到,随着泰罗制的推行,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日益成为生产过程的原则,“物化”已经从生产关系领域深入到生产过程领域,“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了“合理的自律性”,甚至物化已经渗入到意识领域,物化意识的出现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消沉最直接的原因。面对一个越来越自律、越来越可计算的世界,卢卡奇深深感受到人的主体性的割裂与泯灭。卢卡奇认为,只有恢复总体性辩证法才能突破物化现象,重塑人的主体性。我们应摒弃实证主义的、已经物化的思维方式,重新恢复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作用,消除主客二元对立,正确理解“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卢卡奇独具特色的物化理论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马尔库塞和霍耐特。如果说卢卡奇还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很大的希望,那么马尔库塞在分析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手段后,则认为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承担起革命的重任,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导人霍耐特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他没有像卢卡奇和马尔库塞一样,对物化现象展开大规模批判,而是对物化问题进行了前提追问。既然物化是一种被扭曲的状态,那么未被扭曲的人本来的状态应是什么?他最终得出结论,未被物化的状态实则是“共感而参与”的状态,也就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不管是卢卡奇还是马尔库塞抑或是霍耐特,他们关注物化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看似越来越合理的社会总是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究其根本,还是对人类根本生存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