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水浒传》的诠释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水浒传》诠释史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人们对《水浒传》理解的此在性。这是本论文的研究目的。论文上编探讨了在封建社会这个伦理文化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水浒传》的理解和解释究竟是如何进行的?伦理道德视域中的“忠义”说、“诲盗”说或“忠奸斗争”说这些具体的《水浒传》主题解读是如何生成的?第一章以容与堂本《水浒传》李贽的评点为考察对象，论述了李贽评点的指导思想“童心说”在当时并不是孤峰现象，而是王学左派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罗汝芳“赤子之心”说的阐发。李贽虽然出入儒释道三教，但是他具有浓厚的忠义报国思想，这也成为了他评点这部小说的前视域，并以此作为他对《水浒传》意义理解的何所向的规定性，从思想内容上形成了李贽评点的时代性面貌：从忠义报国和用人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水浒传》；同时，王学左派思想对他的影响体现在他以“真”与“趣”作为他艺术赏鉴的标准。第二章以贯华堂本《水浒传》金圣叹的评点为考察对象，分析了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言中为统治阶级代言的政治立场与他在具体文本批评中赞美水浒好汉立场之间的矛盾张力，揭示了金圣叹欲有所为而不得的现实苦闷是其小说评点的前视域，这个前视域决定了他在与小说文本中的视域进行视域融合过程中反贪官污吏而不反皇帝的政治立场，梁山泊好汉杀戮贪官墨吏成为了金圣叹发泄心中“己才不用、己志不伸”愤懑的酒杯。金圣叹生活的历史时代，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接受朝廷招安却又在叛降之间反复无常的事实引起了金圣叹的反思，其结论就是坚决反对朝廷招安盗贼，这就是他腰斩《水浒》的现实原因。“《易》终于《未济》而非终于《既济》”是金圣叹艺术审美的哲学指导思想，因此无论是金评本《西厢记》还是金评本《水浒传》，都被删去了结末部分。第三章以明清时期《水浒传》的续书与水浒戏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水浒传》续书其实就是对《水浒传》原著的诠释，因为续书作者的期待视野超出了原著文本所具有的视野，因此他们便以创作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水浒传》的理解和解释。这种诠释也是原著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即它的一种存在方式。续书现象有力地说明了诠释处境与文学意义解读之间的关系；续书现象也反映了“应用”性理解的历史特征。水浒戏则是以舞台艺术表现的形式演绎了人们对《水浒传》的理解，其应用性色彩更浓，但仍然是对《水浒传》的一种理解方式，也是这部小说的存在方式之一。第四章考察了封建社会里的读者在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律视角之下对《水浒传》的理解，因为道德与法律都是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统治阶级及其文人从这一视角下对《水浒传》所进行的理解也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权力话语的诠释也是《水浒传》存在方式的一种。对“诲盗”说合理性的解读还体现了哲学诠释学的灵魂即从他人的视角出发发现其立场的真理性和合法性。“忠义”说、“忠奸斗争”说以及“盗贼”说等都是当时读者问题视域的产物。论文下编是在依据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即西方文化思想成为了话语主流的大文化环境中探讨读者是如何对《水浒传》进行理解和解读的。第五章探讨自清末民初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对《水浒传》的解读和理解。晚清政府丧权辱国，引起了仁人志士的思考。清朝末年，救亡图存的各种救国方案纷纷出笼，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又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其中宣传自由、民主、平等等资产阶级思想是他们的主流话语。立宪派前见的政治性和封建性决定了他们对《水浒传》的理解仍然还是“诲盗”说，而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之下的解读则有“独立喻言”、“军事小说”、“政治小说”和“社会主义小说”、“索回人权”说等等。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各种启蒙思想更是蜂拥而至。在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前见的解读中，《水浒传》被新文化人认为是“非人的文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对《水浒传》的解读则是这部小说反映了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第六章考察民族救亡时期人们对《水浒传》的解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于中华民族抵抗外族入侵、进行民族救亡的原因，《水浒传》被诠释为抗金英雄的讴歌(张恨水)、国防文学的典范(周木斋)。国民政府领导了反抗日本侵略战争正面战场的抗战，因此国统区中《水浒中传》《太湖水浒传》《水浒新传》等《水浒传》的续书是当时历史情境之中读者对原著的诠释。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征辽的故事与当时反抗日本侵略中国的民族战争形成了一种视域融合的契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对诸如《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水浒戏的新编，体现的是对官逼民反、阶级斗争的诠释和打入敌人内部、里应外合等战争策略的宣传。第七章集中考察建国以来人们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水浒传》的诠释。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宣传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成功的实践，是理解和解释《水浒传》的前视域，它作为人们的前理解，依据金评本《水浒传》改编的七十一回本被诠释为“农民起义”说；而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则被认为反映了“农民革命战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一九七五年，“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作为一种问题视域对《水浒传》的解读具有意义何所向的规定性，于是《水浒传》就成为了教育人民反对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其主题的解读就是“投降主义”说。新时期以来人们从意识形态层面对《水浒传》的诠释主要包括“市民”说、“游民”说和从人性论视角的理解。新时期以来，计划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变了人们理解《水浒传》的前视域。经济基础的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无疑将改变人们的成见。质疑“农民起义”说的各种观点见诸报刊杂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忠奸斗争”说、“市民”说、“游民”说以及人性论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官僚阶级的腐败与反腐倡廉的呼声使得人们对《水浒传》的理解重提“反腐败”说。新时期以来，读者对《水浒传》的诠释有多种视角，相应地也就有了对其文学意义的多种理解和解释。第八章主要是从文化现象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人们对《水浒传》的各种理解：阴阳思想、侠义文化、政治文化、神话原型、宗教文化、狂欢文化、当代大众消费文化以及中西文化比较视角下的种种解读。这些都是从文化的不同层面对《水浒传》的诠释，也说明了这部伟大的小说耐得住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所有这些理解都是《水浒传》在当代的存在方式。论文也指出了西方文论下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解读并不符合《水浒传》诠释的实际情况。余论一章针对与《水浒传》理解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了尝试性的分析：一是从理解的现实视角和学术视角这两种视角下对《水浒传》诠释的讨论：一是《水浒传》相关知识的认知与文学意义理解之间关系的分析；一是关于《水浒传》误读问题的探析；一是意义理解与诠释方法之间关系的摸索。这些问题都是文学意义理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有探讨的必要。论文并不反对或指责从政治视角或现实视角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而是认为这是理解之中分内应有的事情；论文分析了考证考据方法的利弊，认为考据法只是对小说中的历史相关问题进行认知，从而有助于对文学意义的理解，但毕竟还不是对意义的解读。误读的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认知知识面的匮乏、伪问题、前见解的封闭性等等。诠释方法对文学意义的理解有影响，不同的诠释方法对意义理解何所向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有时候乃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文学意义的理解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不是一个方法的问题。简而言之，论文的结论就是：一部《水浒传》的诠释史，就是这部小说“此在”的存在史，历史上人们对于它的各种解读就是它作为文学作品在具体诠释处境中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对《水浒传》文学意义的解读产生于这部小说此在的根本性运动之中，而根本不是单纯地或片面地产生于对作者主观意图的探求之中、小说文本自身的独白之中或读者现实视角下的创造性理解之中；新的理解的生成是读者的成见视域与小说文本视域的一种视野融合，是一种效果历史关系，是《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存在的一种事件。《水浒传》的理解史就是它的存在史、效果史；人们对《水浒传》的各种理解就是它的存在方式；各种历史性理解都是时代性问题视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