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环境治理问题日益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大重要课题。十九大报告将“美丽”一词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近年来,党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并对披露内容与形式等进行了规范。然而企业作为污染物排放的主体,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参差不齐、重数量轻质量,且整体水平偏低等问题。由于绿色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加之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本身极具复杂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与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外生事件与政府监管两个视角研究了政治成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对政治成本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对信息披露理论的分析与学术成果的研读提出研究假设,构建了两个政治成本与企业信息披露的分析框架:一是借助PM2.5爆表事件这一外生情境,研究PM2.5爆表事件后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差异,进而考察政治成本的变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塑造作用;二是将政府监管力度作为政治成本的替代变量,实证检验政治成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规律,并在两个框架下同时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PM2.5爆表事件会促使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提高,而非重污染企业的披露水平无明显变化;政府监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在两个研究视角下,股权集中度与产权性质对政治成本与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关系都有调节作用。根据以上结论,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水平,本文建议:地方政府应主动承担环境监管主体责任,强化信息公开意识;企业管理层应充分认识环境信息公开的战略意义,将其视为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手段;健全金融手段引导绿色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总体上,本文建立了政治成本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多维研究框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机制研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