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力量（Romer,1990）,具有很强的非独占性（外部性）特征（Arrow,1962）。然而这一外部性特征不可避免地造成企业自身创新投资不足、市场无效率等“市场失灵”问题（Tassey,2004）。世界各国政府为了解决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失灵”,更好地激励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活动,普遍采取了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政策。通过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技术创新给予一定的政府补贴,期望能够弥补技术创新企业的效益损失,鼓励更多企业从事正外部性的创新活动,从而达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然而,针对政府补贴究竟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一问题,以往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结论。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政府部门可以对“市场失灵”问题进行适当干预,而与之对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认为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是内生于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现象,可以通过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而最终得以解决,不必进行政府干预。在实证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例如（Diamond JR,1999;Aschhoff,2009;Howell,2017）;也有部分学者发现政府补贴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Lichtenberg,1988;Beason和Weinstein,1996;Clausen,2009）;还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益存在一个最优补贴范围,超出该范围的政府补贴会挤出企业的研发投入（Dominique和Bruno,2000）。国别因素可能是导致上述实证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由于各国制度背景、发展阶段和补贴政策等因素的差异,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可能不尽相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可能具有独特性,这是本文开展研究的动机之一。同时,本文认为,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补贴政策本身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企业管理层短视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所以研究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必须从补贴政策本身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两个层面来全面考量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另一动机。基于以上研究动机,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和发明专利被引证次数来衡量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产出,从政策本身和政策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一方面,本文对政府补贴政策本身的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进行了研究,利用不确定性条件下最优投资决策原理建立了补贴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决策的理论模型,分析模型发现,补贴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投资的临界值,使得企业选择立即进行技术创新投资的决策,进而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发现:首先,政府补贴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挤入效应”,政府补贴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其次,政府补贴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以及发明专利的被引证次数;再次,政府补贴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效率;最后,引入外部监督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增强了政府补贴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效应。另一方面,本文对政府补贴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进行了研究。首先,使用泊松跳跃过程来描述政府补贴政策的不确定性,利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最优投资决策原理,建立了政府补贴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决策的理论模型。对理论模型分析发现,政府补贴政策的调整力度和调整频率都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投资的临界值,即补贴政策的调整力度越大、调整频率越高,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投资临界值也越高,企业越容易选择延迟技术创新投资,从而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其次,在以上模型结论基础上,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政府补贴政策调整力度越大,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越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和发明专利的被引证次数也越低;而在控制了公司的研发投入以后,政府补贴政策的调整力度越大,单位研发投入的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和发明专利的引证次数也越低。政府补贴政策的调整频率越高,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越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和发明专利的引证次数也越低;而在控制了公司研发投入以后,政府补贴政策调整频率对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和发明专利的引证次数影响均不显著。可以看出,实证结论和理论模型结论一致。最后,本文分析了补贴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企业异质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成长型企业中更加明显;政府补贴政策的不确定性还通过加剧上市公司管理层短视进而抑制了公司技术创新。在以上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持续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政府补贴财务披露制度、加强补贴使用监管;完善政府补贴决策机制、规范政府补贴行为;“好钢用在刀刃上”,发挥补贴最大价值;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机制;保持政府补贴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本文的创新点为:第一,研究视角上,本文从补贴政策本身和补贴政策的不确定性两个角度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丰富了政府补贴政策和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激励研究的理论内容。第二,理论模型上,本文使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不确定性下最优投资决策原理建立了政府补贴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企业技术创新项目面临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特征,更准确地评估技术创新项目的实际价值,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和研究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无法达到较好协变量平衡的情况下,使用基于遗传算法的匹配模型对协变量平衡进行了优化,得到了比倾向得分匹配更优的协变量平衡,由此得到的政府补贴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也更加准确可靠。第四,指标测度上,首先,本文使用基于专利引证次数超前分布的准结构方法构建的权重指数加权处理过的发明专利的引证次数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不仅能回避单纯地以专利数量衡量技术创新的诸多缺点,还能更好地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另外,本文构造了补贴政策调整力度和调整频率两个指标用来衡量政府补贴政策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定量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为我国制定长期、稳定的创新补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可以评价我国创新补贴政策在力度调整和时间跨度上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