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推动效果取决于环境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更根本而言,取决于政府间环境保护事权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需要各层级政府的科学分工和有效协作,前提是合理清晰地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范围并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支出责任。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就环境保护而言,根据权力的属性和功能定位,环境保护事权可以划分为环境保护决策权、环境保护执行权和环境保护监督权。政治集权体制下,环境保护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部门,《环保法》规定了属地化环境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因此环境保护执行权多归属于地方政府,并由地方政府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同时承担多项职能,在履职职能时,面临诸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多职能之间的权衡取舍。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为谋求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有动机“重经济轻环保”。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因此,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确保地方政府切实有效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至关重要。内嵌于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改革,随着诸如建立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国控点位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中央、环境监察“督政”、“党政同责”职能转变等改革,环境保护监督事权逐渐向中央政府集中,中央环境监察能力不断强化,这有助于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增强地方党委政府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在此背景下,为促进辖区环境质量改善,地方政府会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作用于微观企业主体,会引致企业自发的进入退出、创新绿色转型等行为选择,从而对地区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整体创新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基于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建立、国控点位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环境监察事权“督政”、“党政同责”职能转变改革,聚焦于央地政府间环境保护监督事权垂直上收调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期为合理划分政府间环境保护事权与支出责任,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基于研究主题,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安排如下:（1）通过对政府间环境保护事权划分、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价,寻找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和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对文章所依据的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确定本文的研究边界、理论支撑和作用机理。（2）首先,通过对我国环境管理体制变迁,特别是变迁过程中环境保护监督事权变化的梳理,确定了环境保护监督事权近年来的两次重大调整改革: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建立,环境保护监督事权开始向中央集中;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行的国控点位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和环境保护监察事权“督政”、“党政同责”监察重点转变。其次,基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文章从创新驱动、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4个维度,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通过改进后的熵值法进行赋权测度分析,并据此展开后续实证研究。（3）为缓解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下同级政府对环境保护监察的过度干预,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履职环境保护职责的监督,建立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试点,作为中央环保部门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履行环境保护监督权力,环境保护监督事权开始向中央集中。利用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政策冲击,基于我国199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建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采取更换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方法、排除诸如后续实施的国控点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和环境监察“督政”职能改革、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其他政策影响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4）根据《生态文明建设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导精神,我国进行了国控点位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和环境监察事权“督政”、“党政同责”监察对象调整。首先,基于环境保护监察事权的再次调整改革,利用我国199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改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于研究区间包含了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建立的全过程,政策效果不可避免的受到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建立与否的影响,为此删除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建立前对应的样本后进行基准分析以及后续分析,以排除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的影响效应。其次,鉴于国控点位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和环境监察事权监察对象转变改革几乎同步进行,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分离,因此基于我国2015-2019年地级市月度数据利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的环境治理效应,以此侧面反映环境监察事权监察对象调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后,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环境保护监督事权划分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根据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由于存在督察对象不明确、职责定位不清,执法依据不足、权责不匹配,以及缺乏有效的信息机制、信息不通畅等机制障碍,无法对地方政府形成强有力的约束,甚至和地方政府形成“共谋”放纵地方政府行为,阻碍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中阻碍作用主要来源于创新驱动维度,对于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维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2）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和环境监察事权“督政”、“党政同责”监察对象转变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以及创新驱动、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维度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现了“中央考核,中央监测”,环境监察事权监察对象转变实现职能由“督企”向“督政”、“党政同责”转变,两者相结合压缩了地方政府操纵环保数据的空间,增强了环境监察的中央权威,对地方政府形成的环保强威慑力促使其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3）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改善了督察地区环境质量,政策效果的持续性依赖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常态化。（4）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和环境监察改革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间接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以及4个分维度的发展水平。（5）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和环境监察体制改革通过影响企业行为间接提高了地区绿色发展水平,降低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以及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维度的发展水平,间接效应为负主要是因为环境监督事权划分调整降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整体规模。结合实证分析结论,为合理界定和划分政府间环境保护事权,引导政府和企业行为,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政府间环境保护督察事权划分;（2）促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长效性;（3）健全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激励约束和保障机制;（4）通过绿色财税政策引导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本文主要是尝试对现有研究进行以下几方面创新拓展:（1）研究内容的拓展。首先,尝试针对现有研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中通常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单一指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的内容进行拓展。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和社会主要矛盾从创新驱动、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四个维度全面地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便于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侧面采取更具针对性政策工具予以推动;其次,针对以往文献多以财政分权度指标作为环境分权的代理指标,缺乏逻辑自洽,本文以具体的政府间事权划分调整改革事件为研究对象,能够更全面、客观地刻画政府间环境事权配置变化,并且能够降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2）研究视角创新。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环境的外部性决定政府是实施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主体,而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提供环境公共服务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的环境管理体制。因此,区别于已有的创新、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研究视角,本文以环境管理体制的核心制度安排政府间环境保护事权划分为切入点,考察环境分权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