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承接,参与跨地区网络分工并促进产业升级,是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后承接国际低附加值环节的产业转移,参与到全球网络分工,却长期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随着技术水平和东部地区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东部地区部分龙头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产业承接的中西部地方政府需要打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基础设施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平台等,才能获得产业升级,在网络分工中提升地位。本文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文献的梳理,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承接、跨地区网络分工与产业升级的演化与影响机制,将产业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内部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并建立理论模型。然后,以长三角26个地级市2006到2015年制造业分行业等数据为样本对产业转移量、工业总产值份额、偏离份额、相对专业化分工、克鲁格曼专业化分工五个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对产业结构水平和工业内部升级进行测度分析。发现安徽8市在十年间承接大量产业转移,上海总体产业转出数额较大,苏南地区产业转出较多,苏北则大量产业转入,浙江8市部分产业移出数额较大。地级市层面,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指数较高的是马鞍山、铜陵、盐城、泰州和舟山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而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专业化分工指数较低;安徽与上海、江苏与上海、浙江与上海之间的克鲁格曼专业化分工指数在十年间均有大幅度提升。26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水平均正增长,芜湖、铜陵、南通、泰州等地增长率较大,合肥、苏州、舟山等地增长率较小。合肥、南京、上海的规上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变化幅度较小,扬州、池州、舟山的高新技术产值占比变化较大,工业内部升级较快。以部分统计分析的数据为基础,选择混合效应模型,分区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长三角总体样本中,制造业产业空间的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效应,却对工业内部升级产生正效应;制造业分工的演变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而对工业内部升级的影响不明显;信贷干预与产业转移的的协同效应为正效应,但对工业内部升级的影响不明显;劳动力素质和区域分工水平的协同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内部升级都为正效应;产业转移与区域分工水平的协同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效应,对工业内部升级的影响则不明显。在安徽8市与苏北4市的样本回归中发现,产业承接并未给该地区带来明显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内部升级;产业转移与区域分工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长三角总体样本相反。以合肥京东方为案例,本文分析了京东方的全国跨地区生产网络为合肥、成都、重庆等产业承接地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合肥的工业发展历程说明,产业升级的过程是伴随着产业承接、参与网络分工的,提高地区科技研发能力、推动校企合作、为企业提供金融和政策支持,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产业基础,利于地区长久产业升级。最后,在理论分析、统计分析、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四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