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是个重视人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族)社会。这就决定了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慈、孝、悌、俭等关于调整家庭成员与宗族关系的伦理范畴必然占据重要地位。单在字义上,“俭”有三种解释：第一,指生活上节省,节约,不奢侈；第二指的是岁歉(即年收成不好)；第三,指谦逊貌。但依据段玉裁在注解《说文解字》时补注的“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以及许慎用“约”解“俭”,《广雅》用“俭”解“约”的实际来看,可推知“俭”的本义应该是指一个人在思想和言行举止上能做到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符合社会公序良俗而不放肆。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之一,“俭”至少应包括对已和对人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是指一个人生活上的节俭、节省,不奢侈；二是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谦逊有礼,即指在为人处世时,能够做到克制自己,谦逊有礼。“俭”作为传统美德之一,其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从经济上来说,因金属生产工具尤其是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得生产力水平提高较快,社会财富总量也增长很快,但因人口的快速增长和长期战乱消耗,人均占有量并没有多大的增长,甚或还有所减少。为维持生存,广大劳动人民必须节省一切用度；从政治、文化上来说,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和农耕文化,决定了人们不能通过对外掠夺或拓展殖民地等方式,而只能通过控制物欲增长的方式来缓和人口增长速度和生产增长速度不一致造成的生活物资的供需矛盾、有限的疆土和无限膨胀的权利欲望的矛盾。通过研究比较可知,先秦“俭”思想,虽在内容上大体相同,但又有细节的区别。在有如孔子、老子和墨子等先秦诸子看来,“俭”在作用上具有调节人们生活用度,尤其是调节统治者生活用度、给统治集团成员提供稳固既有政权统治的方法以及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制止诸侯国之间日趋严重的兼并攻伐趋势的作用。以孔子、老子和墨子主张的“俭”思想为例,经分析可知,他们虽然都处在春秋术期到战国中前期这一群雄并起、战乱不断,且所有制和政权组织形式都发生改变的大致相当的时代背景下,但因各自具体的思想价值取向、个人经历和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阶级地位)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他们的“俭”主张内容大致相当,都主张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应当生活节俭,尤其是君王权臣更应当生活节俭,克制日益膨胀的物欲、权力欲,制止攻伐战争,从而实现政权稳固、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定的目的。但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以“礼”为判断节俭与否的标准且依等级划分用度的多少、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用“俭”作为修德和实现“无为”的方法、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节俭应该以满足基本生存为限,没有贵贱等级之别,但其节俭标准难以施行。对先秦“俭”思想的分析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在具体内容上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对待。从积极方面来说,先秦诸子之“俭”思想,其值得借鉴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先秦“俭”思想对后世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俭”奠定了中华传统俭德的基本内容。这两方面的积极因素具体而言即是：第一,提倡“俭”的目的之一在于减轻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第二,提倡“俭”的另一目的在于劝谏统治者们行节俭以稳固既有统治；第三,提倡“俭”含有以俭修身养德的目的；第四,先秦之“俭”奠定了传统美德中对已要生活节省有度并以之养德和对人谦逊内敛的基本内容。这些积极因素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消极方面而言,先秦“俭”思想由于受历史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又难免存有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先秦时期之“俭”主张强调生活的节俭而不重视发展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实际而具有空想性和不可行性两个方面。有鉴于此,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方法为指导,而不是以文化虚无主义的眼光,辩证地借鉴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代,“俭”思想在提升个人修养,促进个体身心协调发展、对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