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大妈在华尔街抢金一炮而红,国际媒体对于这一事件进行报道后,国内媒体紧随其后对于“中国大妈”进行了持续性的报道和关注,致使“中国大妈”这个媒介形象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徘徊在公众的视线中久久不曾离去。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越来越被大众媒介的报道所左右,换言之,大众媒介已然日渐成为人们认识现实生活和评判世界的重要载体,人们对于“中国大妈”的看法和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媒体的影响,众所周知,“抢金大妈”并不是外部世界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她们是在媒体的不断渲染报道之下,通过一个个的新闻事件被放大的一个群体,立足本文,笔者的研究核心就在于“中国大妈”的媒介景观是如何呈现的?呈现的特点是怎么样的?呈现的原因又是如何?首先,本文主要集中研究三种不同情境下的“中国大妈”的形象,“抢金大妈”、“碰瓷讹人大妈”和“广场舞大妈”,利用百度高级搜索功能,经筛选分别获得了如下的样本量:“抢金大妈”共有文本125篇,“碰瓷讹人大妈”共有文本96篇,“广场舞大妈”共有文本133篇。接着,笔者尝试从报道体裁、消息来源和报道倾向性三个方面对媒介刻画的三种情境下的中国大妈进行分析,呈现出了一个总的大妈的媒介形象,在分析中,笔者发现,媒介在报道的过程中多是以消息、通讯这类题材为主,而消息来源中,作为新闻主角的大妈们更多的是处于失语的境地,在报道的倾向性方面,笔者发现媒体对于这三种情境下的大妈的负面倾向报道要远远大于正面倾向。媒体对中国大妈的报道,有着“形象呈现片面,违背客观真实”、“构建冲突双方,书写他者符号”以及“贴标签污名化,形成刻板印象”的特点,使得大妈这个群体背负了本不该背负的沉重的社会枷锁。至此,“抢金大妈”、“碰瓷讹人大妈”和“广场舞大妈”这三种不同情境下的中国大妈各成一章,每一章笔者都会选择一个典型的案例,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更为精细和细致的分析媒体是如何建构“中国大妈”的媒介形象。最后一章节,笔者主要是从社会、媒介、受众和大妈的层面对“中国大妈”媒介形象为何会如此呈现的原因进行探讨,想传递“中国大妈”媒介形象呈现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共振的结果,从社会层面来看,中国大妈这个群体经历过文革,经历过集体生活,身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跳广场舞也是对以往集体生活的一种回味方式,面对物价的飞速上涨,经历过困苦生活的她们想要使自己手中的积蓄保值或者增值,于是去疯狂哄抢黄金;而媒介在面对这样的大妈的时候,因为自身的商业属性,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对大妈的形象进行了选择性的报道,不仅物化了中国大妈,甚至通过奇观化的呈现方式使得大妈这个形象被妖魔化。最后笔者将视角落在了受众和大妈之间的代际冲突层面,一来是新老媒体的代际冲突,“中国大妈”生活的时代是传统媒体主导下的时代,随着新媒体的日益崛起,中国大妈因为技术壁垒和其他因素,在新媒体中的话语权显得微弱无比;在互联网中,存在一个“不在场效应”,即谁是缺席者,谁就会成为舆论讨伐的对象,在新媒体的环境中,大妈这个群体不及城管、医生,她们的发声渠道较狭窄,很少能有拿起麦克风为自己发声的机会,处于被“他者化”的边缘,久而久之,造成了年轻人一边养老、一边啃老、一边仇老的局面。二来就是大妈对于自我的期待和年轻一辈对于大妈的社会期待不一致的代,大妈因为怕被社会抛弃,追时尚赶时髦,因此开始跳起来她们眼中青春靓丽的广场舞,徜徉在小苹果的音乐海洋中,殊不知现今一部分年轻人是希望大妈安守本分、回归家庭,而不是媒体所建构出来的噪音制造者,空间掠夺者的形象,最后一个“代”体现在新老一代的价值观方面,受传统文化熏陶,“中国大妈”更加讲究“人情义理”,而新一代的公民,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加讲求“公民权利”,一个讲情理,一个讲权利,当二者利益相冲突时,便由此滋生了一连串的冲突和不快。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大妈”媒介景观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共振的结果,大妈在媒体的塑造和勾勒下处于“他者化”的境地,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熟悉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