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中国古代、古希腊、罗马世界到现当代,还是从奴隶社会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到社会主义法,对于人们为了亲属之间的互为社会、家庭利益掩盖犯罪事实、伪造、湮灭证据、帮助藏匿罪犯、顶替坐监、为犯罪人提供物质支撑等一系列妨害国家正常司法秩序的行为,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均有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减免式规定。无论是纵向的历史沿袭,还是从横向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惊人相似,不应当仅仅将其理解为一种巧合,这种“巧合”均在表述一个共同事实:该制度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我们把这类制度称为“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诸多原因,致使亲亲相隐原则在我国具体的刑事法律制度中并未得到完全体现,相关规定也过于宽泛与简约,难以进行实际评判。就我国目前的窝藏、包庇罪而言,仍然将“亲属”作全覆盖式的纳入犯罪主体序列。法是“善与公正的艺术”,笔者在研读“亲亲相隐”基本内涵、特点、历史演变以及对国外发达国家立法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了“亲亲相隐”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认为其反映了该制度在现代刑法理念层面上的伦理功能、刑法哲学意义上的谦抑、人道价值、思想制度结构上的期待可能性原则,并以现行的窝藏、包庇罪为反思视角,提出如何具体完善“亲亲相隐”制度并突显其具有的现实意义。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约28000字。第一部分为亲亲相隐原则的历史嬗变与国外立法例。在这一章中,文章介绍了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原则的起源于历史发展,重点提炼了该制度所彰显出的深厚的文化本质,并从现行刑法中的“亲属相盗可不为罪”、刑法13条但书规定所包涵的价值底蕴,阐述将该制度纳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中的现实基础。其次通过对国外容隐制度及中外相应原则的比较研究,得出各自在“亲亲相隐”原则入法制度上的异同,为完善“窝藏包庇罪”提供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为亲亲相隐制度与窝藏包庇罪。文章首先从法律、情感、习惯、价值合理性等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亲亲相隐原则纳入相关刑事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其次从反方面,对“亲属”不得相隐进行价值批判。文章指出,亲属间相互藏匿、包庇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立法现状违背人性。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反映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特定亲属之间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背弃的自然属性。通过患难与共的道德情怀去提升亲情,降低亲属犯罪人对社会的敌视态度,并且这种“相隐”还有可能成为阻却其继续犯罪的重要因素,也有可能成为他将来悔过自新的强大精神动力。另外,笔者从法律只要求“他人为可为之事,不为不可为之事”这一立论为背景阐述其违背期待可能性原理;第三,文章援引刑法谦抑性等原理,对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中“亲亲相隐”原则的缺失进行价值评析。文章认为,对于某种危害行为,国家只有在应用教育、劝导、民事调解、裁决、和解以及行政制裁等社会或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其行为后果,同时超出社会普遍心理所能容隐的最底线而具备令人发指性时,才具备刑法上的否定评价意义,才可以通过刑事法律制度宣布其为犯罪行为,同时苛以相应的刑罚制裁。第三部分为亲亲相隐原则下窝藏包庇罪的立法完善。文章对完善窝藏包庇罪提出了整体的构思框架,首先从窝藏包庇罪犯罪主体范围的限制,亦即关于该罪中的亲属范围进行界定;另外概括并分析哪些行为,才可能是法律容隐的行为,即关于容隐行为的限制问题;三是对亲权介入的主观动机也作了必要的考察,比如亲属相隐是基于家庭和谐动机、亲属人性本能动机还是维护个人利益动机;四是文章认为对职权或者职务行为也有必要进行限制,比如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本部门或者本人经手、承办的职务行为,应当与一般的亲属容隐作区分。另外就如何将亲亲相隐原则更加合理的纳入窝藏包庇罪之中,也对现行法律做了较详实的立法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