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广东汕尾的“乌坎事件”，就是由最初的集体土地补偿纠纷演化成了震惊世界的群体性事件，这与国内外新兴媒体的狂轰滥炸、国内主流媒体的缺失甚至是集体失语，有着重大关联。媒体的态度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事件的走向。　　在我国，媒体相对比较政治化，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是“帮忙不添乱”的舆论传播阵地，公众的信赖度较高，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是政府发布信息的重要舆论窗口，被大家习惯地称之为“主流媒体”，或被加之“传统”二字，以区别于网络、微博、微信、飞信等新兴媒体。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以团结稳定为出发点，与之相悖的声音，主流媒体往往会采取不报道或在政府控制下报道。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不再受少数主流媒体的控制，信息混杂、传播速度快，难免会干扰公众判断，难以还公众最接近事实的真相。作为公众信赖度较高的主流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但能起到沟通政府和事件当事人的桥梁作用，更能让公众及时了解事件的动向，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给事件的圆满解决赢得时间和空间。　　本文包含三章内容:第一章，通过回顾和分析“乌坎事件”中国内外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总结和梳理了“乌坎事件”的媒体表达特性和值得深思的问题。新兴媒体的兴起，带来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事件传播速度之快已大大超越传统媒体时代。事件发生后国内主流媒体的缺位，给了国外媒体和新兴媒体肆意发挥空间。政府往往会被媒体效应“绑架”，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给事件处理带来不利影响;第二章重点论述了“群体性事件的主流媒体表达困境”。国内主流媒体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功能，与政府存在着依存关系，从人员构成到运营体系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这种体制和管理上的现实局限，往往会使传统主流媒体报道群体性事件时缺位、缓报或不报，甚至会出现封锁消息、选择性披露、谎报、辟谣或忽视新媒体传播等错误做法，致使新媒体的传播放大了事件效应，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众的消极情绪，加剧了矛盾冲突和事件的扩散，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主流媒体表达策略”。主流媒体报道群体性事件的一般策略应遵循客观、公正、迅速、透明、坦诚等原则。报道群体性事件，主流媒体首先要转变观念，在及时关注事件发展的同时，主动架起政府和公众沟通的桥梁，积极引导，增强报道的人文关怀，重视新兴媒体的运用。总之，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都有自身的传播特质，面对群体性事件，要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两大舆论场的互动对接与统一，在相互借鉴与融合过程中找准传播策略定位，形成多元立体的传播强势，共同促进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