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年2月主管全国新闻事业的新闻总署的被撤销开始,所有报纸国有化、党报化,我国新闻管理就进入了“人治”的漫长时期。本文归纳出我国的新闻管理经历了有法无法治、极端“人治”、从“人治”艰难走向法治三个历史阶段。本文从新闻法律与新闻职业道德的角度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新闻管理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从建国初期要求报纸配合运动导致违背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到“反右”斗争中报纸的“引蛇出洞”损害报纸品格和新闻人的职业道德;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报道挑战新闻真实性原则,到“文革”时的以报乱国、破坏社会秩序,无一不证明了“人治”下的媒体不但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更违反了法律。通过一系列的阐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人治”既不利于扩大人民的知情权和媒介的监督权,“人治”的随意性也会贻误重大事件的报道,“人治”还使管理者进退失据。由此证明,“人治”并不利于善治。此外,本文从新闻伦理的角度,即世界公认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新闻法律规范等方面来解剖当年新闻的“人治”,以一个新的角度来还原当时的情境,为研究我国新闻艰难的法治之路提供更多的启示。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