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农地的小规模经营制约了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规模化经营成为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选择。农户的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是农户参与农业规模经营的两条重要路径,需要关注农户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的分工整合效应,不能单纯的讨论选择何种发展路径。因此,本研究将从微观农户行为选择出发,将农户的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予以全面审视,探讨家庭经营背景下农户参与农业规模经营的行为及其影响效应。本研究基于规模经营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等为指导,在回顾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河南、山东和安徽3省10县623户农户的长期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混合效应模型、PSM-DID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针对农户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及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过程如下:首先实证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农户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对农业生产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其次,基于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的相互影响关系,探讨农户这两种行为对农业生产和农户收入的交互效应;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实现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政策建议,实现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户收入的目标。根据上述视角和逻辑,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农户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具有相互促进的关联性。从服务外包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来看,服务外包行为有利于促进农地转入,但会抑制农地转出;且服务外包对大规模农户转入土地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对小规模农户转出土地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农地流转对农户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来看,农地转入对农户服务外包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地转出对农户服务外包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农地经营规模与服务外包呈现倒“U”型曲线。总之,服务外包可以促进大规模农地转入,小规模农户农地转出,进而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而农户通过转入农地实现的规模经营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农户服务外包行为的选择。（2）农户的行为能力和交易特性是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的重要因素。对农地流转行为来说,农户的行为能力（生产能力和交易能力）对农地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服务外包行为来说,农户的交易特性使用资产专用性和规模性来表示,农户的资产专用性越弱,农户越倾向于选择服务外包;规模性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农户服务外包。农户的处置能力和交易能力对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农地流转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具体来看,农地转入变量能显著提高小麦的单位产量。农地经营规模本身不仅可以降低小麦的生产成本还可以提高其单位利润,但需关注粮食单位产量随着规模经营增加而不断下降的趋势。从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中可得出,粮食主产区农户适度经营规模在1-1.333公顷之间,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的“规模不经济”现象和“成本优势”均在减弱。（4）农地流转提高了农户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且不同流转类型农户的收入增长路径不同。从收入水平来看,转入户和转出户的总体收入水平均高于未流转户的收入水平;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显著提高,财产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家庭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从时间趋势来看,农地转入和转出对家庭人均总收入的促进效应随时间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应警惕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下降。（5）服务外包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和农户收入水平。整体环节、分环节和不同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程度的增加均会显著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户收入水平。从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异质性来看,相较于其他环节外包,植保（病虫害防治）环节服务外包对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比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对家庭农业生产和农户收入的影响更大。从时间固定效应来看,服务外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提高小麦产出水平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服务外包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仍为正值。（6）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行为对农业生产具有交互效应。服务外包与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变量的交互项对农业生产均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交互项对农户收入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农地流转和服务外包对农业生产具有交互效应,但对农户收入没有交互效应。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将分别从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完善服务外包市场和非农就业市场,推动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户收入提供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