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国内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人口城镇化问题突出，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土地及空间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农业人口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复杂而艰巨。这个过程中，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域也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变，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现代城镇社会转型，大量传统村落逐渐消失，“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也随之淡薄。大量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人脱离了农业生产，离开乡村环境，进城务工，成为农业转移人口。　　地方依恋是人本主义的微观认知方法论中探讨人地关系的重要理论，着重研究人与空间(地点)的关系与联系程度，这种人地关系对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行为等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国内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作为“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与市民化必须考虑各个地区的差异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群体心理的变化过程及其影响。不同的地域环境背景，不同地方的人群的各异特征，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心理过程、地方依恋特征影响着不同类型市民化群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不同意愿和行为特征，如何用地方依恋引导人们接受环境和身份的改变，从而让他们能积极参与到市民化进程中去，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然而，当前国内目前对新型城镇化、市民化中地方依恋的研究并不多见，实证研究更是鲜有。　　本研究以当前就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为背景，基于人文地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地理学、农村经济学及环境心理学等多交叉学科视角，将地方依恋理论引入市民化领域的研究。在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地方依恋研究框架，以此探讨市民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地方依恋影响因素、特征及地方依恋对人们就地市民化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市民化进程中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地方依恋的关系模型的实证分析方法，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群体的地方依恋前因影响因素、特征及地方依恋对市民化影响的后果效应进行分析，总结“市民化-地方依恋”之间的影响作用过程及其对我国城镇化和市民化的意义。研究目的在于：为地方依恋在城镇化、市民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科学参考，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建议。　　理论研究方面，本文梳理了地方依恋、城镇化发展阶段论、城乡一体化理论、西方微观迁移理论、社会资本论、城市融入理论及“乡愁”等相关理论，对相关理论成果进行了梳理，整理出这些理论成果在本文中的相关应用方向及启示。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涵盖各种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村改居”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群体、城郊型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等，因此本研究以涵盖各种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的、城镇化建设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城镇——福建省岩前镇作为研究区域。以就地城镇化为背景，以当地的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分析他们的地方依恋特征，探究城镇化给他们带来的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及地方依恋对他们选择就地城镇化、市民化意愿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寻找具有普遍适用性并能被有效运用于就地城镇化实践中的决策依据。　　实证研究方面，第一，以福建省岩前镇为案例，构建了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的地方依恋二维模型，采用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的调研方法，回收688有效问卷，分别采用Amos和SPS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对其所居住的城镇存在着地方依恋，表现为对小城镇满足其生活所需及生存环境要求的功能性依恋（地方依赖），以及伴随着记忆和温情的情感依恋（地方认同）；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的地方依恋主要因素为：生活经历与时间的积淀，农业转移的程度，土地流转的方式，环境的改变及返乡创业的期许等。　　第二，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福建省岩前镇为例，基于兼业程度、土地流转、地方依恋、市民化态度与市民化行为5个潜变量，构建影响关系模型，通过设计量表并回收876份有效调查样本，采用Amos软件及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兼业程度与土地流转对就地市民化行为不存在显著直接效应，但是它们都通过就地市民化态度对就地市民化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②地方依恋对就地市民化行为既存在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又通过就地市民化态度对就地市民化行为产生间接正向预测作用，并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因此，本文提出，相较于兼业程度、土地流转等已经受到重视的因素，地方依恋作为学界较为忽视的情感因素在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应当引起重视，可以通过地方依恋的培育来促进人们的市民态度，从而引导积极的市民化行为及就地城镇化意愿。　　最后，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总结研究结论，提出了本文对新型城镇化、市民化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提高小城镇建设水平，改善城镇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城乡统筹发展，将乡愁融于城镇建设中；产业和文化兴镇，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就业；加速土地流转进程，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兼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环境，通过提升地方依恋程度促进城市融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