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围城》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小说由于在题材选取和审美品格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文学批评界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二者放到一起加以比较.但一般论者都只是从一个方面加以对比,而且习惯于分出高下优劣.本文试图从作者的创作态度、作品的思想主旨、美学特征、结构特征等方面全面揭示两部作品相似而又各异的艺术世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围城》与《儒林外史》都是本着理性的态度对世事人生加以解剖,但结果却迥然不同.《儒林外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作者所深恶痛绝的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恶劣的社会风气,而且满怀一腔火热的"济世"热情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开出了疗救良方,同时也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围城》则受西方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深入考察人性的根本颓败和处于现代文明下人类的生存困境.《围城》的讽刺无论在对象还是叙事手法上都有别于《儒林外史》,但毫不影响二者同为讽刺小说的经典.二者都表现出悲喜交融的审美特征,但在喜剧质素上《围城》显然较《儒林外史》更为丰富;二者结构各异,却在对结构的认识以及结构与内容关系的处理上取得了共识,都具有人物小说的结构特征.总之,二者在很多方面达到相通,但时空的巨大变化毕竟造成了很多差异,《围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现代文明的成果,显得更加深刻与丰富.但区分高下是毫无意义的,文学作品不能用固定的规范与教条去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