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政治史的研究，对《新唐书·奸臣传》中所记载的“奸臣”的所作所为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且借鉴利用传播学的理论，结合史料考辨等方法，对于《新唐书·奸臣传》在记载有关“奸臣”的事迹时，存在的不够客观的倾向做了揭示。认为《新唐书·奸臣传》对于“奸臣”事迹的记载，忽视了对于客观的政治斗争的考察，过于注重“奸臣”在政治伦理和个人人格等方面存在的“污点”，因此，对“奸臣”的作为产生了主观的、不够正确的“奸臣所为多邪恶”的看法。 本文的第一部分，对吕思勉先生关于唐代党争的论述进行了引申，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各个“奸臣”所处时代的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冲突，以及“奸臣”与其政敌围绕政治利益所进行的争权夺利斗争。认为“奸臣”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这种争斗是存在不同政治利益的政治集团之间各不相让的对抗行动，实无“纯是纯非”。 本无“纯是纯非”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在《新唐书·奸臣传》中的记载却表现出了明显的褒贬倾向。本文的第二部分结合传播学的理论，对“已有成见”对于人们认识事物时的影响进行了揭示。并且指出，由于《新唐书》的修撰者在记载“奸臣”事迹时，受到自身“已有成见”的影响，因此，《新唐书·奸臣传》在记载“奸臣”的事迹时，刻意强调“奸臣”的行为有悖于政治伦理、他们的个人品格不合乎道德规范，在史料采择、事迹叙述、史事评价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够公正客观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对于“奸臣”行为性质的评价。 政治史研究结合史料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旧有的历史，并以新的、审慎的眼光看待旧有史料关于过去历史的叙述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