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在天涯》到《活着之上》,阎真一直把写作聚焦于知识分子身上。他把小说当做历史来写,试图写出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但这不仅仅属于知识分子,更是社会转型时期世俗化进程里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历史。这部历史从八九十年代之交一直延续到当下,它不仅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跳动的脉象,也是探索阎真写作轨迹和特质的窗口。社会转型时期的境遇复杂,市场经济成为时代的巨型话语,大众文化甚嚣尘上,世俗化时代来临,大众文化在无意之间解构了政治权威同时也使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精英姿态失去了言说的对象,政治冷漠和人文精神危机并存。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对现代化的反思以及后现代的解构却已经开始,同时前现代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还根植在隐秘却无处不在的文化心理里。这是一个“断裂”的社会,是一个新质不断喷涌的社会,也是一个从“共名”走向“无名”的社会。世俗化时代下的知识分子走下启蒙的神坛,与被启蒙者共同面对生存问题。知识分子和世俗生命个体一样挣扎于金钱、权力、情欲的泥淖,多元零散的世俗社会在推倒了神圣社会的终极价值后,无处不在的悖论给虚无主义带来了契机。在丧失启蒙者的世俗时代,知识分子怎么生存?生命个体如何生存?阎真用现实主义的笔调勾勒了时代背景下众生面孔,然而阎真笔下的人物普遍都有更加严重的心灵裂变,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原因是阎真自身所持的传统文化“偏见”,他执着于在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当代社会新人文理想的精神资源,但他发现传统文化和当下语境几乎不能对接,他因为悖论而焦虑而悲观而显得异常痛苦。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平庸化状态投入了过多的“同情”和“理解”,偏向外部环境的批判使作品的批判力受到损害。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世俗的生命个体,世俗化和形而上都是不得不面临的一组悖论,在世俗化时代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应该把知识、道德、社会责任的信仰放在什么位置?在理想主义退潮后,如何在悖论中选择或前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无疑阎真进行了独立探索,但阎真和他笔下人物一样矛盾一样彷徨,不过他确定,如果我们失去了头顶上这块超越性的精神天空,后果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