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自问世以来，一直倍受文学界和戏剧界的关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汤显祖研究仍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虽然近几年来不乏新的学术见解，但是结合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移的大背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的研究，目前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有鉴于此，本文选此题目作专题研究，试图对“临川四梦”中透显的复杂的思想内容作一较为深入的剖析和解读，从而探求其深层的文化意蕴。 论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汤显祖“临川四梦”对原传奇话本所作的改编，共有四个小节，分别比较《紫钗记》与《霍小玉传》、《牡丹亭》与《杜丽娘慕色还魂》、以及《南柯记》与《南柯太守传》、《邯郸记》与《枕中记》在主要人物、故事内容、情节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在此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临川四梦”虽不是汤显祖原创性的作品，但他之所以以此为题材进行重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几部作品本身都含有“梦境”的描写。他对此的修改与再创作，并没有破坏掉原作中“梦”的情节和框架，而是以“梦”为核心生发出新意来。 第二部分是对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梦”的剖析。在汤显祖那里，梦的描写不但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手段，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观照人生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汤氏自己所谓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二句，作为索解“临川四梦”的一把钥匙，认为“梦”与“戏”在表现形式上有相通之处，因此，用戏剧的形式写“梦”，也许更加恰当。特别是“后二梦”将梦、戏、人生结合起来加以表现的特点，更体现出汤显祖关照人生的独特方式——人生如“梦”亦如“戏”。这样，一方面，“梦”的形式就为“戏”的创作提供了自由发挥的天地，扩大了戏剧的容量；另一方面，以“梦”入戏，又浓缩了“戏”的冲突，从而在“梦”—“人生”—“戏”之间建立了一种互为参照、彼此阐释的关系。“梦”是情的外化和延伸，而“戏”又是“梦”的敷演与再现。“梦”和“戏”来源于“情”，表达的也是“情”，“临川四梦”正是“情”的衍生与显现。“情”在“临川四梦”中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它表现为男女之情时，作者赋予它正面的价值，以《紫钒记》和《牡丹亭》为代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现实欲望的执著与追求。在这一层面上，“情”就成了“欲”的一种深度表现或极端形式，《南柯记》和《邯郸记）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对功名利禄的热衷、执著与追求，以至形成主人公的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结”，而“梦”正乃这种“情结”的一种升华式表现。 在第三部分中，本文借用“文化文法”的溉念，对“临川四梦”所遵循的叙事法则和内在理路作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文化文法”是台湾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李亦园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文化的文法是在儿童时代就开始灌输，甚至于在母亲的怀胎里就开始‘谱人’的文化法则，所以经常是下意识存在的，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统合支配人的行为的，使他的行为成为有意义而可以为同一群体内的人所了解的。”《牡丹亭》中以“情”反“理”的自然人性论，或者说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情／理二元论，就是贯穿《牡丹亭》叙事的文化文法，它既给人物的行动提供了一种人性论的依据，又为“梦”的生成奠定了一种心理的基础，整部剧作就是以此设置情节、结构故事、组织冲突的。相同的创作主目反映在《紫钦记》里便成为另一种形式——以“情”反“势”：“理”一旦借助“权力”而获得了它的霸权地位，便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或“权力话语”。“后二梦”则体现出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思想，汤氏借用“梦”的形式，告诉人们所有的欲念或愿望都是虚幻的空无之“梦”，而“梦”的结构形式正好体现了“空”（佛）、“无” （迢）二字，“后二梦”即是以此作为叙事的文化文法而展开来的。另外，本文又结合汤显祖生平经历的分析，指出“后二梦”虽从整体上看，表现的是佛道的虚无思想，但其中也隐含着懦家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情结，在他身上，入世情怀与出世希冀始终交织在一起，不即不离无从截然分开。所以，一方面，他借用佛道思想来沽解人们的现实欲望，另一方面，又借人物之口阐发了他的治国理想。这种懦、释、道三教同时并存的现象恰好折射出有明一代三教合流的文化态势。 本文还指出，在重新解读“临J；旧梦”时，应当注意将其放置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这样才能对汤显祖创作时复杂的文化态度、思想倾向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找到其思想史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