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给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环境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面对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我国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是我国区域战略规划中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11个省市,总面积约205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4%,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43%。依托长江流域的优越地理位置,水路运输的交通要道,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优势凸显。自2013年以来,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始终保持在40%以上。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达33.72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45.5%。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自然资源无节制的使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及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接近生态环境承载力上限等问题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制约。加之污染源头众多,污染治理体量加大,生态环境受损严重,与之密切关联的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甚至不断恶化,对新时期这一重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因此,在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有必要结合自身的优势,通过对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即生态效率的研究,尽可能使用较少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产出,并对环境产生最小的影响,以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提高生态效率水平。所以,现阶段长江经济带总体生态效率水平发展趋势如何?长江经济带11个省的生态效率水平分布差异如何?以及影响生态效率水平的因素有哪些,具体影响作用有多大?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生态效率着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效率的方向以及建议。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静态分析看,2005-200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整体呈现出波动中缓慢上升的态势,生态效率的均值为0.620,真实的反映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发展状态。从区域尺度分析来看,生态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呈现出从长江下游地区向长江上游地区逐步递减的趋势。下游地区生态效率均值为0.898,均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中游次之,均值为0.482。上游最低,均值为0.445.中游和上游地区均值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2)从动态分析看,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的值都大于1,说明从2005-2016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9.5%。技术效率及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均不断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8%、15.5%。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增长来自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共同推动,技术进步的推动力较大,同时引起技术效率增长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年均增长率也处于上升状态,但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的增加。从区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于长江上游和中游,而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却有所下降。说明长江下游地区在生态效率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显著。(3)基于Tobit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可知,在生态效率影响因素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态经济发展的势头就越好。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生态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是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煤炭消费比重的提升确实不利于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提高。科技进步对生态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不利于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提升。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为正,与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起正向作用,但关系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管理机制;(2)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3)加大科研投资力度,提升科学技术水平;(4)优化空间布局,统筹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