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问题是历史地理学研究、海洋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历史时期中国的海盗问题加以探讨有助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研究的推进。明代是我国海洋政策由开放包容到保守封闭的重要转型期,而广东是明代海洋政策的直接受用者,明代广东海盗活动更是与之有着重要的关联,其中广东东路惠潮二府处于海盗活动的前沿,地方政治、经济、风俗等在海盗活动的影响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本文以明代广东东路海盗活动为视角,通过探讨这一地区海盗活动的成因及其影响,探讨其与惠潮社会变动之间的关联,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广东东路海盗活动自嘉靖三十年代后更趋猖獗,从空间上看,海丰、饶平、潮阳等县更是海盗常袭扰之地,南澳则因地处大海之中而多为海盗所据。在明廷对外政策收紧之下,惠潮沿海民众迫于生存压力入海为盗或接济海盗,沿海势家因海禁政策下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而入海贸易,在重利之下,民众与地方士绅成为官府禁令的反抗者。两者在朱纨摧毁浙江双屿港后,与南下之倭寇、海盗合流,利用惠潮沿海岛屿密布、港汉众多的地理环境,从事海盗活动。随着海盗活动的日益猖獗,政府采取加强沿海防御、剿抚并举之策以图消强海盗之乱。面对海盗的劫掠嗜杀,民众在地方士绅的组织下,建设村寨、组织民兵,积极抗击海盗的入侵,成为官府的支持者。因海盗的入侵劫掠或上岸贸易之不同,地方民众与士绅采取着或对抗或交通的不同策略,地方实际上做出了不与官府政策同步的选择,惠潮地方独立性日趋加强。在海盗活动频繁的大背景下,惠潮海盗、地方民绅、官府之间通过经济活动、军事攻防连结在一起,使得惠潮的地方动荡始终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惠潮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在明政府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下顺延至清代,成为明清两代惠潮地方的主要社会发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