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再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宏观管理方式也从直接计划管理,转变到间接市场调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中两个常用的间接调控方式。由于财政支出存在刚性,支出可以增加却难以下降,在遇到通货膨胀之时,财政政策的弱点暴露无遗。而且,因存在乘数效应,财政政策难以进行微调。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可以克服上述财政政策的弱点。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更多地要依靠货币政策来保持物价稳定。本文主要目的在于,为中央银行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以及操作工具的选择提出理论依据与实践建议。 本文首先对新新古典综合作一简要回顾。众所周知,在经济思想史上几次理论综合都代表着经济学的革命。新新古典综合便是经济领域中的又一次综合,它将新凯恩斯主义分析的要素--市场的不完美性以及名义粘性等,引入到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提出了带有前瞻式预期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以及IS曲线,并在家庭最优化的基础上证明了泰勒规则最接近于最优货币政策。因为借助于真实经济周期的分析框架,新新古典综合较之传统的凯恩斯学派有较强的微观基础。它为货币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研究留下了诸多争议：首先,泰勒规则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是否合理?其次,产出缺口如何定义?其三,最优货币政策所依据的前瞻式预期是否能经受实证检验?本文则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本文研究了最优通货膨胀率。最优通货膨胀率是基于效率的考虑。一个经济社会存在四种扭曲：首先,家庭必须配置部分没有利息的货币资产,其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取决于名义利率,而社会印刷货币的成本几乎为零,这产生了“交易扭曲”(transactions distortion)。其次,如新新古典综合所认为的那样,经济社会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垄断导致消费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率不等于相应的边际转换率,两者之间存在加成,被称为“静态加成扭曲”(static markup distortion)。其三,因最优价格大于边际成本,两者的差距将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而进一步增加,产生“动态加成扭曲”(dynamic markup distortion),其四,因企业的实际价格与最优价格不等,产生“相对价格的扭曲”(relative price distortion)。后两个扭曲是由粘性价格所致,新新古典综合认为可通过零通胀政策加以消除。不过,新新古典综合主张的零通货膨胀政策忽略了“交易扭曲”与“静态加成扭曲”基础上,它并不能消除这两种扭曲。为此,第三章尝试提出消除上述四种扭曲的最优通货膨胀率。通过模拟表明,在考虑到弗里德曼规则时,通货紧缩才是社会最优通货膨胀目标,零通货膨胀为目标是次优的。但考虑到实际操作的困难,零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接受的,但绝非能以正通货膨胀率为目标。对新新古典综合所主张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了实证分析。以粘性信息假设为基础,对中国货币政策做出了一般均衡分析。最终研究分析表明,中国市场主体具有较强的粘性信息的特征,且刷新信息速度较慢。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给定技术冲击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成为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之一,并且其对波动的解释要强于财政政策。这也决定了中国中央银行实行利率政策要好于货币供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