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英语教学法从最初的语法教学法、听说教学法发展到最近的交际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郭晓静，2007）。由于受布鲁姆“语言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语法教学法在20世纪的中国英语课堂上占据了主导地位（(Nunan,1991)。虽然语法教学法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国的课堂文化，能够帮助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阅读，写作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是这也导致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交际能力”方面的严重滞后（Hu,2002a）。为了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交际能力,“交际教学法”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籍教师也从西方国家引进到中国的英语课堂。这些外教把“交际教学法”运用到他们的课堂来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刘俊&钟坚，2005）。在课堂上，他们通过各种话题让学生或以个人方式或以小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达到口语学习的目的。“交际教学法”应用到口语课堂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很多中国英语学习者提高了英语的交际能力，使他们不再局限于“哑巴英语”（Hu,2002b）。但是在中国的英语口语课堂上，学生的消极沉默经常会使课堂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交际教学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大部分的中国学生似乎对“交际教学”口语课堂持有消极的态度。针对“交际教学法”遇到的这一问题，很多学者(e.g., Zhou,2014, Lee,1996;刘俊&钟坚,2005,方芳,2007)把这一课堂现象归因于学生的语言能力，中国的课堂文化等等。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那些持有“积极态度”的学生并去探索导致他们活跃于“交际教学”课堂的成因。作者认为对学习者“积极态度”的研究同样对英语教学特别是口语教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论文旨在探索在“交际教学”口语课堂中持有“积极态度”的英语学习者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两个与此相关的研究问题。第一，对“交际教学”口语课堂持有“积极态度”的英语学习者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第二，这些推动因素是怎样影响语言学习者的课堂表现的?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作者在为期2个月的课堂观察基础上，从“吉林大学”和“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这两所学校的英语专业大一新生中抽取了26名学生作为深度采访对象。这26研究对象包括9名男生，17名女生，他们的平均年龄在18-20岁之间。经过许可，这26名被采访者被一一邀请到一个具备电子录音设备的房间进行录音采访，每段采访大约持续20-30分钟不等。根据“扎根理论”的指导，通过对录音材料的转写和分析，在英语口语课堂持有“积极态度”的这26名学生背后的推动因素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成理论”。这个“生成理论”的内容包括学习者对西方文化的喜爱，他们对英语语言本身的喜爱，他们的语言学习经历,他们自身对发展英语口语技能的需求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他们提高自己的英语交际能力有促进作用，成为了学习者持有“积极态度”的成因。研究还发现，学生的性格特点，职业发展规划，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程度，英语语言水平，和教育背景都会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态度。这26名研究对象中有22人明确表示自己在生活中非常外向并且健谈，而这一性格特点也延续到了口语课堂，并让他们从中受益。所以作者认为，一个性格外向且思维开阔的人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口语课堂中。职业规划也是学习者持有“积极态度”的另一个推动因素。研究数据显示，有22名研究对象表示他们毕业之后计划从事与英语有关的工作，其中有5名研究对象明确表示他们无法从事与英语无关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他们在口语课堂上持有“积极态度”并能够积极地与老师，同学互动的原因之一。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也是促进学习者持“积极态度”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大部分研究对象表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喜爱促使他们在课堂上积极参与。令人意外的是，学习者的英语语言能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更确切的说，语言学习者对于自身语言水平的自信心对他们在课堂上是否积极参与活动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另外，由于研究对象所处的中国教育大背景之下的英语教育模式大致相同，大部分研究对象表示在大学之前他们没有或者很少有机会接触口语课，所以大学之前的口语教育背景也成为了影响学习者态度最小的一个因素。本篇论文的研究结论对提高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能够给国内外的英语教师更多的灵感，让他们能够利用更有效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课堂，从而让更多的学习者参与到课堂中去。这些有效的方式包括为学生提供更多涉及西方文化的语言素材，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学习氛围的课堂，多多鼓励学生让他们建立对英语语言的自信，或者让自己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