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荀学研究》全文概况如下：导论部分简要回顾荀子研究现状,概述选题缘由,确立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第一章,通过梳理秦汉士人对荀子生平及学派归属的认定可见,不管是褒奖还是贬斥荀子,秦汉士人均把荀子归于儒家。这一看法既符合荀子的实际,又奠定了后人认识荀子的基调。第二章,秦汉士人的天人观与荀子天人观的联系与区别。荀子的自然天道观解构了人们的形上信仰,不利于建立制衡专制政权的信仰机制,故不为士人群体所接受。同时,汉人苦心构建的具有赏善惩恶功能的天道观对于普通民众更具诱惑力和威慑力,因此更乐意为统治者所利用与宣扬,而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则不具备这个特征,这是荀子的天道观在汉代遭到冷遇的另一重要原因。秦汉士人的天道观亦有与荀子相通处。特别是王充,认为天道自然无为,否定天的主观意志,反对灾异说、谴告说、瑞应说,合理解释祭祀、卜筮的文化内涵,其精神实质与荀子遥相呼应。但二者又有区别：荀子否定天的主观意志,批判灾异说和福瑞说,但言之较略；而王充则力图从事实角度批判之,并对这些观念产生的原因作出了比荀子更为深刻的分析。王充构建关于“命”的学说,把人的际遇归结于骨相和星运,此与荀子大异。第三章,秦汉士人对荀子人性论的回应。韩非人人自利的人情论与荀子性恶论虽有一定关联,但荀子实际上承认人有向善的潜能,韩非则否认这一潜能,此二者之根本区别。汉人综合了先秦的人性论思想,多认同人性善恶混同之说,他们对荀子的性恶论多缺乏同情的理解,但均重视教化,特别是圣人之教的思想实际上却遵循着荀子性恶论的理论预设。特别是董仲舒,首先从辨析概念入手,分析了“性”、“善”、“民”三个概念,对性善说提出批评,又特别强调“外教”、“王教”的人性论思想实际上正是荀子的精神。本文认为,孟、荀二人均认识到天生之人存在趋善与趋恶两种不同潜质,且后者强于前者,此其所同。但孟子把前者定义为人性,且认为人能自我向善；而荀子则认为孟子的定义并不符合趋恶潜质强于趋善潜质的实际,且初生之人不能实现自我向善,故以趋恶潜质为人性,并强调圣人之教对人性的改造,此二者之异。要深入讨论人性的善、恶,必须首先对性、善、恶三个概念作出界定,然后引入人类的文明史和个体的成长史这两对时间观念。从人类文明史角度考察,人生而具有向善的潜质,孟子的性善端说更符合实际；而荀子也意识到人类具有区别于无机物、动植物的自我反思、自我向善的潜质。从个体的成长史来看,荀子的性恶端说更符合初生初长之人的实际情况。第四章,荀子的儒学精神与汉代儒学之关联。荀子极端尊奉儒家,提出以行政手段禁绝其他学说,这种思维对韩非、李斯的文化专制主张有所启迪,但后者禁绝儒家,主张以法家思想统一天下,此与荀子大异。经过无数探索与实践,至汉武帝时,历史最终选择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统一方略,这标志着荀子独尊儒学的思想取得最终胜利。荀子虽然极其重视儒家经典,但他严厉批判了记诵之儒、章句之儒,认为通经致用才是学习经典的最高目标,汉代儒学中的一支正是沿着荀子的这一理路而展开。第五章,汉代《诗经》学与荀子之关系。《鲁诗》在传授谱系上最近荀子,且解诗多与荀子相通,但亦有不同。《韩诗外传》在选用荀子言论以成书时,多舍弃荀子原诗而另选它诗。且《韩诗外传》明确支持性善说,并对荀子“法后王”、“杀《诗》《书》”、批判孟子“五行”说表达了较为含蓄的异议,《韩诗外传》实际上在四个层面已开宋人批判荀子之先河。《毛诗》从道德、政治角度解诗与荀子相通,《小序》阐释诗的创作背景与荀子并无直接关联,《毛传》解诗或与荀子通,或与荀子无关。第六章,汉代礼乐思想与荀子之关系。《史记》、大小戴《礼记》、《说苑》、《白虎通义》等参考并整合了荀子关于礼乐的思想。这一方面表明,在汉人眼里,荀子的礼乐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汉代儒学振兴的时代背景。第七章,荀子的法学精神与秦汉法律思想与实践。荀子之“法”多指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规定性措施,而“刑”则专指惩罚性措施。在荀子看来,法律乃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但这一手段必须统摄于儒家仁义精神之下,且礼义教化必须优先于法律法规。荀子有机融合了以道德超越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和以提高功效为中心的法家学说,从而使其法律思想既具实践品格,又具人文关怀,汉代的法学思想与法律实践正是荀学精神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