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僧道群体作为一个独立而特殊的存在,在拟话本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僧道人物的量化统计,发现“三言”“二拍”中共有僧人68个,道士57个。其中,“三言”中有6篇以僧人为主要角色,8篇以道士作为主要角色;“二拍”中有6篇将僧人作为主要角色,3篇将道士作为主要角色。僧道群体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文章的篇幅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僧道人物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正义和善良的代表,还有一部分成了贪婪和邪恶的化身。“三言”和“二拍”中的僧道人物相比,也存在着些许的差异。“二拍”中的僧人世俗化的程度更高,“三言”中被“仙化”的道士人物形象,到了“二拍”中也变得更加“人化”,他们的经历也从传奇性慢慢变得平凡世俗化起来。而明代《型世言》和《金瓶梅》这两部作品跟“三言”“二拍”比较起来,里面的僧道人物充分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三言”“二拍”人物世俗化和社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来说,明代统治者的态度和统治政策对僧道人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经济上来说,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僧道人物好货好色的观念;从思想来说,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左派以及以李贽为代表的童心说对明代宗教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文化上来说,通俗文学的兴起,使作品中的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打上了通俗化和世俗化的烙印。“三言”“二拍”中的僧道人物形象与我国源远流长的佛道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文化以及明代的社会风气,都对“三言”“二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三言”“二拍”作者冯梦龙和凌濛初不同的生活经历,也使他们笔下的僧道人物呈现出微妙的差别。冯梦龙一边谴责宗教恶行,一边又矛盾的维护着宗教正统。而凌濛初在谴责僧道贪财逐色行为的同时,又对他们的淫乱行为持玩味态度,并对僧道人物的反抗行为极力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