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义务的遗嘱(包括遗赠),又名附负担的遗嘱、遗托,与纯受益性的遗嘱有所不同,附义务的遗嘱的立遗嘱人在遗嘱中对遗嘱受益人附加了其接受遗产必须履行某种义务的要求或指定遗产的具体用途。附义务的遗嘱性质认定(属于附义务民事法律行为还是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遗嘱效力判定的前提,而遗嘱性质的判定取决于其附款性质,即所附“义务”究竟是义务还是条件。虽然民法理论中的义务与条件大相径庭,但在司法个案中的分辨一直困难重重。法院虽对附义务的遗嘱的适用做了一定研究,但对遗嘱所附义务的理解与认定尚浅。通过研究大量案例,笔者发现,附义务的遗嘱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认定不当,法官往往将附义务遗嘱与附条件遗嘱混淆。而理论上,学术界对附义务的遗嘱研究甚少,有的学者认为附义务的遗嘱是特殊的附条件的遗嘱;有的则认为附义务遗嘱与附条件遗嘱性质不同。对于附义务的遗嘱的性质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达成共识,对此,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将附义务的遗嘱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连接词作为判定所遗嘱性质的关键因素。根据国内外法律法规和学界理论,附义务遗嘱所附的义务必须是能够在合理期限内履行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未违背公序良俗的约定义务。实践中,立遗嘱人往往会在遗嘱中附加赡养、安葬、限制遗产处分权、保留第三人居住权等义务,有的义务合法合理,有的却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居住权没有《物权法》的支撑、限制遗产处分权破坏所有权的完整性、公序良俗的内容模糊等,都对附义务遗嘱的有效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反观国外流行的遗嘱信托,其高成熟性与操作性正是我国继承制度所欠缺的特性。除此之外,完善其他部门法,统一法律体系,也是当下解决附义务遗嘱所附义务合法性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对于遗嘱义务履行与遗嘱效力问题,国内外法律法规以及学说理论都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由于我国《继承法》及相关法律未作出具体规定,各地各级法院的判决结果和裁判路径亦各不相同。有的法院认为遗嘱义务履行是遗嘱生效的前提,否则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有的法院则认为不履行遗嘱义务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遗产仍然按照遗嘱继承。这种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正与权威。笔者建议建立系统的遗嘱解释体系,增设附条件的遗嘱,借鉴国外后位继承制度,完善我国《继承法》的不足,让立遗嘱人在合乎法律的范围内,享受最大化的遗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