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孔子生而知之思想的内涵和儒学史上的地位对理解孔子的思想具有重大作用,一直以来人们将生而知之放在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虽然可以直接触碰到实质问题,但是却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的解读,而神秘主义难以为理性所把握,使我们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发生偏差和误读。本文将孔子生而知之放在知识论的角度来考察,以儒学见常的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划分为切入口,来探讨生而知之在获取道德知识的重要作用,这样就把生而知之与儒家学说的主干部分紧密的联系起来,这不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而且也避免了对生而知之空洞化和边缘化的解读。文章分别从三个层面论述生而知之的问题,首先以孔子为发端,集中梳理了生而知之思想是如何从整个孔子思想这个大背景下提出的,也就是说生而知之在孔子思想中起了何种作用,并且如何建构了生而知之发生的路径和动力;其次,以思孟学派的良知概念为中心,考察思孟学派是如何将孔子的生而知之思想继承下来,并且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也就是解决了生而知之何以可能的问题,从此,生而知之的功能内化于儒家的心性理论,可以说,生而知之为儒学的深化和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最后,文章以荀子的思想为背景,在孟子思想的对立面来探讨了生而知之的可能性,认为荀子并非反对生而知之,反之,学而知之必须借助生而知之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同时,对荀子思想的考察也是再次明确人如何从不利于道德知识获取的境况中达到对至善知识把握的方法或路径。孔子一生的志向在于如何使天下无道的现在发展为天下有道的状态,而天下无道集中体现了人的自然生活的旨趣,也就是说人和动物都出于自然,但是如果被动的接受自然现象的支配不仅不能以自然规律来建构一个有序的人类社会,而且使人的存在受到威胁。孔子认为,人类社会要实现从天下无道到天下有道的转变,必须发掘人的内在潜能,才能获得天和天命给人的存在所带来的根本合法性,而在这个转变中生而知之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生而知之“生”的方式,本文通过分析,排除了自然、心理、社会三种意义,而认定生集中体现了人的精神性存在,也就是人通过内在超越之路获取以至善为目的性的发展;对于内在超越所指向的知识一定不是通过学而得到的见闻之知,而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实现人之所为人的重要知识,也是为见闻之知奠基而使其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而德性之知的获取就是生而知之所要解决的问题。人如何使生而知之在先验状态下发生效应呢?首先,通过“体困”使人从现实社会的无道现状中抽离出来,实现从物质性贫困到精神存在的转变,这种转变伴随着人新生之乐;其次,通过“体无”,使人在出离于天下无道和还未达到天下有道之间体悟到人的本己性存在,使人从外到内的转变,这种内在性的力量集中体现为“仁”,而人的本己性力量通过对见闻之知“一以贯之”直接指向德性之知“拒予”性的给予,以架起一座天下有道对天下无道改造的桥梁;第三,这种拒予性的给予集中体现为“体死”,人通过体死达到向死而生,儒家的方式就是以“孝”获取人之“志”,这种“继人之志”的过程也就是以“继之者善”实现性善。文章也进一步探讨了人从天下无道所具有的过或恶和天下无道的善的对立中,实现本己性动力的生长,以普遍性、平等性和自由性实现为善去恶的逆转。孟子通过继承孔子的生而知之思想建构出一套由良知、良心发展为人性善的心性论学说。首先,以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为突破口,这种“畏”的先天情态并非一种经验情感的萌发,其作用突出表现为把人从现实沉沦的生活中“惊醒”,进而把人引入“独处”之地,以“畏”开启人的本己性存在;同时,恻隐之心并非顺势表现为个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情感,而是从逆处激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勇”,而命是恻隐之心的外在表现,命带给人的不适感也是给人以出离于现存状态的逼迫感。由恻隐之心和命的促逼作用使人心从“不在”转为“在”,心“在”则是人向万物敞开的澄明之境,而心的无蔽之澄明需要心“诚”的功夫;心诚的路径是一种时间存在,通过过去之诚、现在之诚和未来之诚使外在的时间内化为心,以永恒之心与天地相参,以获取天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人心之无蔽状态给人性的生长构建了一个先验普遍的基础,确保人性之纯善,孟子抨击了以现实经验为基础的“以生言性”的传统,而为人性树立了反求诸己、以人治人和存心养性的“生”之途径,使人性与人心通透无暇、至善而澄明;但是人性的存在不是一个固定状态,而是一个永恒的动态过程。也就是通过“践形”和“大而化之”完成了心的保护性遮蔽,这种遮蔽使人心一直处在一个源始而全新的状态,而非一个固定的程式。文章对《荀子》的考察则是为了明确如何直接从人性本恶为出发点才能获得生而知之下具有至善特性的德性之知的。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认识能力不能帮助人获得至善、有序的知识,反而使人陷入“偏蔽”和“人袄”,这是因为人自然认识能力只能认识自然现象,而不能洞见天和人自身的知识,人如果将自然经验下的知识运用到天和人自身就会陷入混乱,使人性呈现为恶的现象;而为了解决人的自然认识能力的不足,则需要反之探究人认识能力的基础,也就是通过对人心的解蔽来获取人的认识合法性问题,荀子认为需要通过虚、壹和静的方式使人心由自然经验状态达到先验的“大清明”的境界;大清明的境界将人从外在被束缚的自然状态带到内在自由的先验普遍状态,这样就为人的道德能力打下了基础,而道德能力就是荀子所说的“天德”,实现“天德”者在荀子眼中就是圣人,圣人一方面对人类社会能分而群之,以实现对社会天下有道的构建,而同时其自身的行为也具有普遍的法则作用,如同天对万物的主宰作用一样,这种普遍的法则具有先验的理想的作用,也就是荀子说的“神”,其以“全”与“粹”为目标,但是神的理想作用并非提供一种固定的知识,而是对人的行为具有范导性作用,这种实践的能力并非人的自然功能而是出自于人的自由状态,心之神明也具有“人心之危”的先验情态,这种情态一直提醒着人们能使人心从迷失状态中自己走回来,而这恰好与孟子良心的旨趣相同,说明荀子与孟子一同继承了孔子生而知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