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阶层人群的地位交相更替的同时，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也遭遇剧烈的动荡。本文以文化社会学视野，通过观照1950年代上海工人阶级话语叙述的内容和方式，揭示地域性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经验，使人们认识到新制度建构下的工人个体、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和阶级实践之间的表象关系，借助基层社会动员机制得以显现。以识字为中心的学文化运动，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重新唤起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提升了阶级成员的社会地位。在文化、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大力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得职工群众在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中，进一步展现了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上海女工人数及在工人总人数中的比例，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妇女的就业领域扩大到各个部门，虽然频繁的政治运动难显真正的性别意识，但在公共领域高涨的参与激情，还是呈现出眩目的色彩。工会的转型主要是职能的变换，上海工会宏观结构单一、集中，在整个50年代，对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教育、生产建设及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按照行政和工会是紧密配合关系的要求，动员工人搞好生产成为工会的主要任务。空前庞大的科层制结构组织，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稳定形象，上海的工厂也不例外，都属于国家宏观计划经济的一个个部件，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体系里与其他阶级、以及工厂内部，都形成新的人群关系，个体性话语与权威性话语、公共性话语时有冲突。 阶级话语强有力的、灵活的表达形式，既来自于对现实的反映，又有助于对新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它们通过诠释社会关系，形塑着工人的思想意识、价值信仰，同时与阶级实践建立联系，使他们自觉投身社会行动中去。但国家主义理念将阶级话语纳入自己体系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过程，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依然复活着工人文化自身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