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译性的哲学理据》一文从二十世纪四个主要哲学流派——阐释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以及解构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着手,对翻译研究中的可译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和系统的阐述。首先是认真研究了阐释学理论中施莱尔马赫的语法解释性和心理解释性法则、海德格尔的前理解以及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范畴,并进一步阐释两个解释性法则、前理解以及理解的历史性与本文研究的可译性的关系问题。其次是探索了结构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语言同质性、客观性和共性问题,认为结构主义关于“文本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其意义是相对固定的”的翻译观是可译性的基本理据。接着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奥斯汀的言语行为和奎因的翻译手册进行比较详细的讨论,论证了语言游戏中的生活形式和家族相似理论,言语行为中的以言成事行为以及翻译手册对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研究有着直接的贡献。最后从解构主义的语境、作者和译者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着手,指出了学术界关于解构主义是不可译性之代表的其实是对解构主义本质的误解而造成的。解构的本质是在对文本进行解构的基础上结合外部因素后再对文本进行重构,而不是拆解之后置之不理。作者还从本雅明的纯语言、德里达的异延和韦努蒂的翻译策略—异化的角度出发,不但论证了可译性存在于解构主义哲学中,而且证明了解构主义的可译性是体现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显示语言的共性。本文以上述四个主要的哲学流派的理论为基础,对可译性问题进行了阐述,为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