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497条对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判断标准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不合理”作为构成要件,不仅改变了《合同法》免除或者限制相对人责任的不公平格式条款直接无效的“一刀切”局面,而且打破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适用的主体限制。因为该规定的概括性,“排除”与“限制”相对人主要权利的分界线不清,对于何种程度是“不合理”及何为“主要权利”依然存在认定标准不明确的问题。所以在法律适用中,存在抽象判断标准界定不明且未根据是否具有评价可能性梳理实务中的案件,进而构建具体类型化判断标准的问题,故而存在解释的空间。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梳理我国不公平格式条款法律适用现状,进而提出问题。立足于我国既有立法现状,由经典案例作为切入点,引出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判断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首先是抽象判断标准不明确。所以需要界定不公平格式条款抽象判断标准,梳理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二者彼此的关系及明确如何进行衔接。其次是没有建立起具体类型化不公平格式条款判断标准。因此,需要对“不合理”构成要件进行解释,就是否具有评价可能性进行细分,判断是否违反平等互利原则,与意思自治不协调或者排除主要权利,致使合同目的不达。第二部分是探讨有评价可能性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其关键在于评判格式条款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不合理的不利益”。需要对《民法典》第497条第2项的“不合理”要件进行解释和实务案例类型化。首先针对免除或者减轻自己责任的格式条款,就主观方面进行区分,解释为轻过失下多为公平,但若同时违背抽象性判断标准,如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平原则,则同样可判断为不公平。其次是关于加重相对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具体梳理为不合理的承诺及给付期限过长或不明确、违约之后其他责任的加重;在无不当原因时,解除格式条款使用者自身给付责任。再次是梳理不合理限制相对人权利主要包括:不合理限制损害赔偿的、关于无磋商变更余地的、契约的不当结算、不当拟制意思表示。第三部分是关于无评价可能性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就《民法典》第497条第3项展开,探讨主要权利的排除是否会造成相对人不合理的不利益,导致合同目的不达,进而判断为不公平,绝对无效。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并参考学说中及比较法上已有的不公平格式条款类型清单,通过解释何为“主要权利”,界定其范围,进行本土化的法律解释及理论分析,进而梳理具体类型化判断标准。首先,格式条款规定的内容包括排除故意及重大过失造成人身损害赔偿时是不公平。其次,相对人自主选择权应该解释为属于相对人的主要权利范围内,即排除合同解除权、拒绝给付的权利及设定强制最低消费充值额等都是不公平的。再次,加重代理人责任的可以解释在其中。此外,通过排除诉讼权利、免除格式条款使用人催告或约定违法期限等也属于排除主要权利范围之内。其他排除相对人主要权利的情形属于不当侵害相对人主要权利的也应当解释为不公平。第四部分是探讨不公平格式条款判断标准相关问题。一方面是在继续性合同中格式条款公平与否判断标准的特殊性分析,展开为短期的价格提高的允许、继续性合同存续期间的特别,以及解除的保留的例外。另一方面,讨论格式条款被判断为不公平后的法律效果。原则上合同有效,不公平格式条款无效。且只有当格式条款已订入合同,并在解释上没有任何问题时,才需要对格式条款做出公平与否的判断,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认定为无效,而不能改写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