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目的分为两层。基本目的在于以济南大辛庄遗址2003年和2005年发掘采集的商代浮选土样分析为基础资料，鉴定该遗址所见炭化植物种子和果实的种类和数量，结合其出土背景以及相关历史文献，揭示其反映的商代先民对植物的利用与商代农业基本状况。本文更深一层的研究目的在于，比较大辛庄商代遗址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日照两城镇遗址的植物遗存状况，观察山东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的农业经济发展的变化与稳定情况。 关于商代农业的研究，仍处在以甲骨文献记载为主的阶段，研究方法主要是依据文献中关于农业生产的记载，在考古发现中寻找证据。就考古发现可以提供的证据而言，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关于生产工具的研究。自浮选法得到提倡和推广以来，关于商代农业的研究更加呼唤从单个遗址系统地、大量地获取植物遗存资料，一方面对于之前文献研究的结果加以验证；另一方面解决文献记载的片面性问题，提供关于商代先民对植物利用的更为全面的图景。因此本文的基本目的就是提供济南大辛庄遗址商代遗迹中浮选获得的植物大遗存资料，在这个资料空白区填充一个点，以期与以后的相关研究连成面积更大的面。 作为商代农业研究的一个点，作者选择了将其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日照两城镇遗址进行比较研究。大辛庄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的比较研究，从宏观而言是作为商代与龙山文化时期的代表性遗址，对从龙山文化时期到商代先民与植物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的观察，同时也是对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山东地区农业生产韵发展变化的观察。这一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先民对农作物的选择利用上。北美植物考古学家对于古代社会政治变迁带来的农业以及人类与植物界交互作用的影响有较多的研究案例，本文根据大辛庄遗址和两城镇遗址的自然环境和考古学文化背景，选择了北美东部密西西比河流域从伍德兰特文化晚期到密西西比文化时期的社会变迁在植物遗存中的反映、中安第斯山脉地区印加帝国到来前后当地农业与人类生活的变化等案例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对象。 本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目的、课题的学术背景、大辛庄遗址的背景、研究资料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章介绍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方法和实验室方法，即研究资料的获取过程。第三章综述大辛庄遗址商代遗迹浮选结果，包括植物种类的生态特性、相关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在大辛庄遗址的出土情况等四个方面。第四章对浮选结果进行时间和出土背景分析，主要运用了量化统计分析方法，寻找大辛庄商代遗址植物遗存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第五章为讨论和结论部分，首先根据前文的分析来讨论大辛庄遗址出土植物遗存与人类的关系；然后将大辛庄遗址浮选结果与两城镇遗址的浮选结果进行比较，结合国内外其他地区农业发展的模式，讨论政治格局的变动对农业的影响；最后对课题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说明。本文是第一次对单个商代遗址系统浮选的植物遗存进行研究，使我们对于商代农业状况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农业经济是大辛庄商代遗址居民利用植物的主要来源，其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和大麻。粮食作物以粟和黍为主，它们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消费品。稻在农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小麦仍然没有普及种植。这些粮食作物的某些品种可能用于酿制不同档次的粮食酒。大豆和大麻可能为油料作物，紫苏可能也是油料作物的来源之一。大麻除了种子可以做为油料或药用之外，其纤维可用于纺织。遗址较为开阔，出土植物以农作物和杂草为主，反映了典型的农业景观。农田可能分布在居民点周围，耕地与丛林、草甸混杂在一起，远处有山地森林。在遗址附近种植有栽培桃，并且有野生葡萄资源，为遗址居民提供了时令水果和浆果，这些水果和浆果也可能用于酿酒。遗址居民也能够从距离较近的森林中获得橡子等干果作为食物，并获得建筑等活动所需要的木材和燃料。野生草本植物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食物选择和保障，他们可能会在不同季节选择采集豆科、藜科、蓼科、苋科、十字花科、马齿苋属等植物的嫩叶、茎杆、种子或地下茎，这些野生草本植物也为畜养动物提供了饲料来源。 经过对大辛庄商代遗址植物遗存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规律。从中商时期到晚商晚期，大辛庄商代遗址始终处于集约农业经济的支撑之下，农业自始至终都是这个社会的重要生产部门，但在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作物的构成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农作物生产方面，中商时期到晚商早期农作物丰富程度提高，杂草的普遍性和丰富程度降低，果类丰度程度下降；而晚商早期到晚商晚期农作物丰富程度下降，而且杂草的普遍性和丰富程度回升到和中商时期近似的比例，果类所占比例上升。在农作物构成方面，粟类是大辛庄商代遗址最为常见、消费量最大的农作物种类，是人们的主粮，无论其普遍性还是丰富程度都是各类农作物中最高的。中商时期的农作物包括粟类、稻、小麦和大豆，利，类较为丰富。晚商早期增加了大麻：稻的出土频率较之中商时期上升，不过丰富程度低于中商时期和之后的晚商晚期；小麦的出土频率与中商时期相当，丰富程度略低于中商时期；大豆出土普遍性和丰富程度在这两个时期没有明显的变化。 从植物遗存出土背景分析看，粟类作物是大辛庄商代遗址的主粮，其消费群体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稻和小麦的消费群体以那些有权力使用接触贵重的物品的人群为主，可能也包括一些身份相对较低的人。另外，稻、小麦、大豆和大麻这些“罕见”物种，也都出自那些植物种类丰富的遗迹单位。我们推测，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更有机会享用多样的植物组合。不过，由于稻和小麦等物种出土概率和丰度相对较低，特别是小麦，所以即使那些有权力食用“贵食”的群体，也未必能够一年四季都能获得这些贵重食物。对于植物遗存分布的上述规律，笔者尝试从气候和环境变迁、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气候变化与遗址内炭化植物种子遗存分布规律的分布变化不易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政治和文化因素在这些变化和差异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进而将大辛庄遗址与龙山文化时期两城镇遗址和教场铺遗址的浮选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两城镇遗址农业耕作兼营粟作和稻作，稻作在遗址的粮食消费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小麦已经传入两城镇遗址，但所占比重很低。粟类在两城镇遗址不如教场铺等遗址所占比重高，但也是重要的粮食作物。豆类也是龙山文化时期的粮食来源之一。大辛庄遗址杂草遗存的出土丰度和概率与两城镇遗址和教场铺遗址相比都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可能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的进一步精作。从作物种类看，大辛庄遗址出土了粟类、水稻、小麦、大豆和大麻，农作物组成较之两城镇遗址更为丰富。大辛庄遗址的农业生产在原有的粟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稻作，小麦的种植较之龙山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 两城镇遗址与大辛庄遗址农业遗存的差别，跟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商代的鲁北较之龙山时代的鲁东南，显然在温暖潮湿气候方面有所不及，这也决定了稻作在商代鲁北很难大规模种植。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稻作在商代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推广。从杂草所占的比例看，商代农业较之龙山文化时期在精作方面也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农作物种类更为丰富，小麦的种植得到进一步推广。因而气候环境等因素之外，人为因素在这些变化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体系都发生了较大变革，尤其是政治体制从复杂的等级社会进入早期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农业会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 随着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商代的农作物种类增加，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更降低了农业生活的风险。小麦、大豆和大麻的利-植规模虽然还不如粟和稻那样普遍，但在农业生活中仍有重要的作用。紫苏可能也是农作物的一种。在较为稳定的农业生活当中，对野生植物的利用仍然存在。野大豆、藜、苋等嫩叶可食，种子也可充饥。显然，政治体制的发展在密西西比流域、中安第斯山地区和海岱地区都使农业机制更加完善，农作物种类增加，农业社会的食物来源得到进一步保障，当地农作物则一直是农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对于农作物结构的调整主要从政治和文化因素方面进行解释，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设。影响农业生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想要求证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于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农业的影响，还有诸多空白因素。首先，在我们比较的龙山文化与商代之间，还存在岳石文化时期植物遗存的空白。这是我们理解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海岱地区农业发展连续性的一个缺环。其次，商文化在商代纪年之内并没有完全控制海岱地区，那么，与商文化控制区相对应的胶东半岛地区的珍珠门文化究竟有何差异?显然二者的比较是考察商文化对当地农业的影响的有效手段。再次，本文由于资料的局限，仅对两城镇遗址和大辛庄遗址的植物遗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这种比较还受到不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所见差异并非一定由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农业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海岱地区地理环境较为独立，该区域的系统研究可为我们考察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农业的变迁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随着浮选法在考古发掘中的推广，我们可以从植物考古学的角度为这一最要课题的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