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关于大江健三郎小说叙事艺术的整体性研究。本研究将叙事学方法和比较文学方法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对大江小说特别是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文本分析,探讨其小说叙事手法的创新,揭示其小说形式与现代思想的关系,探索其小说文本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理清大江在小说形式方面对西方文艺理论、现代思想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日本传统叙事文学批判继承的创作脉络,从而把大江文学置于日本当代文化语境和世界文学背景之下给予重新观照。基于以上考虑,形成了本论文的逻辑框架:引论部分对中日两国的大江文学研究进行梳理,探讨大江小说研究的方法论变迁,分析其小说形式与主题表达的关系,阐明大江小说叙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章探讨了大江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本章指出,大江对日语和法语两种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使他利用第一人称叙事和翻译式文体实现了对母语的突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言说是弘扬主体性的一种手段,通过探究大江早期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我”的叙事立场,我们可以了解战后日本人的主体性存在状态,发掘时代深隐的精神脉络。大江通过对私小说叙事模式的戏仿,全面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观念和话语形态。大江第一人称叙事小说通过视角越界、两个叙述者的设置、元小说技法等叙事策略,打破历来客观稳定的叙事,使叙事走向相对。正是依靠多样化的第一人称叙事,大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小说创作之路。第二章探讨了大江小说中多样化的人物视角。本章尝试从儿童、女性、双性人、知识分子四种人物视角入手,探讨大江小说人物视角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文化内涵。本章认为,《饲育》“儿童世界——成人世界”、“儿童视角——成人视角”、“儿童话语——成人话语”的交织使文本充满内在张力。小说的童年叙事包含着大江对山谷村庄经验的诗性回归和精神乌托邦的审美建构等深层创作动向。《静静的生活》的女性叙述者“我”,是作为男性创作主体的大江压制自己的男性思维,使叙述具有女性叙事的诗意、感性及情绪化特征的尝试,女性叙事的情绪化和男性叙述的知性化纠结在一起,体现了大江在叙事中对性别问题的思考。《燃烧的绿树》的双性人视角体现了大江的二元共存思想,双性人视角由于性别的不确定性,从而摆脱了传统两性角色的单调,给小说带来丰富的变化,体现了大江对“双性同体”意识的探索。《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知识分子视角体现了大江将目光投向边缘,通过对暴力史的追问,对可能带来更大暴力的以天皇制文化为中心的新国家主义进行批判的文学诉求。多样化的人物视角的出现与作家的社会认识以及日本战后个人主体意识的提高这一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体现了大江对现代个体的尊重,从侧面反映了大江小说形式探索的先锋色彩和文化意蕴。第三章是对大江小说叙事特征的分析。《同时代的游戏》的复调叙事,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大江小说的时空美学以及大江要求读者以对话形式参与小说主题意义建构的创作意图。《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的狂欢叙事带来了小说结构的对话性、人物塑造的戏剧性和小说体裁的狂欢性,颠覆了传统的审美观和写作规范,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和话语表现方式。《给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的重复叙事使这部作品具有了百科全书式小说的风格,包含差异的重复叙事,使大江星座小说的构想成为可能。《十七岁》中不可靠叙述者的设置、《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元小说技法等反讽叙事策略表明,大江的反讽叙事不仅体现在小说结构、情节、叙事视角、叙事文体等层面的悖论要素的设置上,还表现在把反讽看作是反思小说事实与虚构这一小说本体内容的一种表现方式上。在大江看来,反讽是折射社会弊端以及对占中心地位的天皇制文化进行批判的有力工具。大江小说隐喻叙事是他把文学看作是一个系统,把一部作品看成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结构主义思想的体现,同时又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注重小说形式,注重文本的相互关联,进而挖掘文字符号多义性的尝试。第四章探讨了大江小说的语言意识。本章指出,大江小说的叙事实验,表现了他对语言的“自动化”导致的知识危机和意识形态驯化这一倾向的焦虑。大江小说的形式创新是对文坛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权力秩序的挑战,其目的是用“陌生化”来对抗语言的“自动化”,不断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将人从日常语言对感觉的日益异化和疏远化中解放出来。大江小说叙事上的“陌生化”探索,强化了叙事话语的生命力,从而使其大多数作品具有很强的隐喻性、象征性,展现了他站在边缘,以一个文化批评者的身份对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天皇制给予强烈批判的书写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