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为编辑家的丁玲和作为文学家的丁玲一样引人瞩目，她一生的文学活动除了文学创作外还交织着五十几年的编辑生涯。但是较之于对丁玲的创作和她做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关于丁玲编辑活动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和丁玲的文学生涯一样丁玲的编辑生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曲折和探索。从主编同人性质的刊物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再到主编党报副刊《解放日报·文艺》构成了丁玲编辑活动的两个重要转折点。本文的目的就是选择丁玲编辑活动的这两个转折点，在分析《北斗》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定位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之上，从作为编辑家的丁玲这一独特角度来分析丁玲的编辑活动对她由“灰”到“红”的身份转换、1930年代初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初的延安文坛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论文的第一章笔者首先将丁玲主编《北斗》作为一个“事件”分析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事实上，在主编《北斗》前尽管丁玲已经加入“左联”但她实际上还是革命的“同路人”，她成为《北斗》主编主要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　　党和“左联”看重的是她“灰色”的身份和巨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意义。另外，在这一章中笔者还将以《北斗》的创刊号作为切入点来剖析《北斗》的“灰色”风格，以及这种风格在扩大左翼文学运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从都市商业文化环境到战争文化环境，从“想象革命”到“亲历革命”，丁玲主编党报副刊《解放日报·文艺》对她的编辑思想和编辑策略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论文的第二章，笔者将分析在新的环境之下《《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定位和运作方式以及丁玲出于“自发的革命热情”对杂文的提倡。　　第三章首先考察从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到四十年代初的延安这种历史时空转换之下，编者、读者、作者文化身份的变化。接着综合分析丁玲在主编《北斗》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所形成的鲜明的编辑风格，论述她的编辑活动对其创作和人生转向的影响，以及这种转向背后党及其意识形态对丁玲的吸引、召唤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