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行作为诗歌体裁中的一种,独具魅力。先秦时期,是歌行的萌芽阶段。此期的古歌谣作为最早的“歌”,已不同于《诗经》的四言诗,不仅在形式上有别于四言诗的端庄而显得更为自由活泼,在表达情感时也较四言诗更外露、更热情、更具有个人抒情性。同时,楚辞在屈原手中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打破了四言诗一统天下的局面,与古歌谣的七言形式遥相呼应,并且为其注入了哀婉的情思、瑰丽的辞藻和奇谲的想象,使得“歌”这种诗体充满了人性魅力与情感生命力。两汉时期的乐府诗则将民间文学特有的活力注入到“歌”中,使“歌”与“行”诗相结合,“歌”的抒情色彩更加浓郁,“行”诗的力量与厚重又兼而有之,从而产生出了青出于蓝的绝妙效果,与新兴的五言诗完全不同。同时,汉大赋的雄壮、阔大也为其增添了新的元素。魏晋南北朝时期,“歌”与“行”的结合在文人创作自觉的基础上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自然。曹植将“行”诗一变而为“篇”诗,增加了篇幅长度与节奏力度,且融自身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于一体,开创了歌行发展的新局面。刘宋诗人鲍照在对七言诗的改造中,创建了与以往不同的“别调”,更增歌行魅力。南齐永明时期“声律论”的发现则为歌行的律化奠定了基础,盛唐歌行的大繁荣即由此发端。唐代歌行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变迁轨道。初、盛唐时期,歌行创作非常突出,中唐发生巨大转折,非乐府歌行创作日趋减少,乐府歌行显著增多。至晚唐,歌行创作大家数量剧减,且创作质量也不可同日而语了。本文研究发现,歌行的发展不仅有其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演生变化的内在理路,同时,外部环境对其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个人心性也与其有着鲜明的互动作用,并以唐朝歌行的发展演变为例分别予以了论证。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一、歌行名称的来源歌行的特色源自其自身的来源。歌行之所以名“歌行”,是因为它自身既融合了古“歌”的特色,也采纳了乐府“行”诗的特点,二者结合为一,才形成了歌行如今的创作特色。“歌”擅于抒情,“行”长于叙事与节奏,因此歌行在结合二者以后,既有浓烈的主观情感,又具有洋洋洒洒、行云流水般的节奏,因此不同于四言诗与五言诗以及齐梁之后的律诗。二、历史风云中的歌行变迁歌行本着自己的艺术特色,在中国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前进着,每一个时代都在歌行身上烙上了深深的印记。汉代的柏梁体诗与乐府是公认的歌行雏形,柏梁体诗为歌行带入了宏大昂扬的精神,乐府则将现实主义精神融进歌行本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人独立且大量创作文学作品的时期,此时的歌行偏于个性化,在内容与形式上也增添了许多新鲜元素。歌行进入唐朝,一路向上,在初唐时期就已经展露出皎洁的光芒,在陈子昂呼唤“风骨”的号召下,步入盛唐的歌行气势宏伟、潇洒飘逸,创作大家比比皆是,尤属李白。中唐之后,理性思考较多,非乐府歌行趋于下坡,现实色彩浓重的乐府歌行开始繁荣。晚唐时期,歌行的新变已经不多。三、歌行体与时代风尚的互动——以唐代歌行为例唐代是歌行发展的鼎盛时代,歌行缘何能在此时获得快速发展。本文认为恰恰是由于歌行体本身的形式与审美取向适应了唐代的大环境,尤其是初、盛唐时期的历史方向,才使得歌行在盛唐时期步入巅峰。初唐时期,统治者鼓励下的宽松的创作氛围、唐人豪迈任侠的行为方式、儒释道思想的相互交融与歌行体那不拘一格的形式、落于天外的想象、奇幻瑰丽的辞藻互辉互映。中唐时期,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促使整个社会趋于理性思考,从天上落入人间,更加关注现实景象,审美取向发生变化,因此歌行创作也偏重于乐府歌行。四、个体与歌行体的双向选择在文学大环境、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之下,歌行的创作还受到诗人自身的选择与扬弃,李白对于歌行的选择,很难说仅由时代造就的,更多的是李白自身的选择,他的性格似乎更适合歌行那铺张扬厉、天马行空的文风特征,在歌行中,李白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盛唐。同样,中唐时期的韩愈与李贺,也比同时代其他诗人更多的选择了歌行作为创作体裁,恰恰证明了个人气质对歌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