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建康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城市经济格局亦发生重大变化,两者互为表里。本文将聚焦于变化最为剧烈的南朝时期,从市场、腹地与郊外开发等三个角度探讨这一系列变化。南朝山谦之撰写《丹阳记》记载刘宋时建康有“京师四市”,同时期的关于南朝官方设定的市场的材料寥寥无几,从《隋书·百官志》推测萧梁时期三大官市,陈朝保留梁代建制,《通典》所见陈朝只剩淮水北岸大市,东市没有提及,建康官市的变化是南朝建康城市发展的缩影,背后推动力是建康日益繁荣的经济。从经济地理的视角看,“吴会”地区是指环太湖流域平原和以宁绍平原和核心的会稽地区组成的广大区域,两汉至东晋,“吴会”地区的发展比建康成熟,孙吴东晋时期建康并非江左的经济中心城市,建康在南朝时经济走向强势并最终成为经济中心城市,有赖于建康消化了“吴会”作为支撑其发展的经济腹地;依托江南地区密集的水网,建康与“吴会”地区的联系得以加强,其中以破冈渎的修建最具有重要意义;东晋政权的流寓性质及皇权低落,建康没能像一般首都城市那样通过自身强大的积聚效应虹吸周边地域的资源,与之相反则是会稽的繁华,在建康迈向经济中心城市的道路上,皇权的重振及士族的衰落是其重要的推动力。建康的经济走向强势的过程中,其对周边地域的辐射作用不断加强,凭借其特殊地位,虹吸地方社会的各类资源,在各类资源向建康集中的过程中,都城的空间日趋逼仄,用地的紧张直接刺激建康近郊的开发程度;以秦淮河北岸为政治中心和以秦淮河南岸为商住中心的双中心并立是孙吴至东晋时期建康的城市格局,步入南朝后建康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建康的城市双中心彼此之间互相作用并逐渐走向融合,南陈的灭亡使建康的城市格局重回沿秦淮河沿岸向两边内陆缓慢推进的态势,隋唐王朝对六朝故都的政治打压不能完全阻止六朝建康故地的城市经济发展,经两百余年的发展后,迨到南唐重都金陵,政治中心整体南移,虽然南北两岸双向发展并逐渐融合的这条路,南朝没有走完,但在历经宋元后,南京最终成为单一中心格局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