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较大及传统参与国际分工方式面临“低端锁定”可能下,如何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的核心逻辑为分工演进受内生能力发展的驱动,而内生能力又受到直接投资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为了实现国内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在开放型经济下充分利用双向直接投资对分工内生能力的作用,从而对分工深化正向促进。首先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从“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提炼出国内分工的内生能力——技术能力与市场能力。并对双向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内生能力进行阐述,具体路径为:（1）对于技术能力,双向直接投资分别通过学习效应、竞争效应、合作效应等存在技术溢出通道,且二者的协同能产生循环累积作用强化获取外部技术的能力。同时,技术溢出通道的存在性如何转化为国内技术能力的提升受到有效技术可得性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2）对于市场能力,双向直接投资具有国际贸易促进效用,对国内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偏向影响导致具体区域形成差异化生产分工方式,继而影响市场的结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效应则对市场国内市场整合兼具积极和消极影响。基于对国内分工内生能力的内涵界定及双向FDI对其影响机制的阐释,对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特征、国内分工格局特征、内生能力发展情况、双向直接投资对内生能力的影响展开分析。基于中间品关联指数值对国内区域间的分工水平的测量,结果表明:（1）我国区际间的生产关联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深化程度趋缓;（2）八大区域的中间品关联存在差异,东北及京津地区的中间品关联水平较高,而沿海地区的中间品关联程度水平在全国平均值之下。基于生产分割对八大区域在域内、国内域外、国际与外的生产阶段数进行计算得出:（1）整体上分工的总阶段数增长显著,但变化相对稳定。（2）区域内的生产分割稳步增长,国内域外与国际域外呈现此消彼长特征。（3）京津及沿海地区的总体生产分割阶段数更多,分工深化程度呈现东中西梯度递减特征。（4）京津地区国内域外生产联系最强;沿海地区则处于低水平,对国内其他区域的辐射和拉动与其经济实力不匹配。基于数据包络法测算技术进步可知,我国整体层面的技术综合效率在2000-2020间未得到提升,主要归因于技术效率使用的不充分。八大区域的技术进步综合效率的变化情况与全国整体基本趋同,但波动幅度存异,且仅有东部沿海和京津地区技术能力的提升。通过构建调整后的市场潜力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的综合市场潜力及结构特征进行测算发现:整体上看,我国面临的综合市场潜力规模不断增大,呈现以国内市场规模为主的结构特点。对不同层次市场潜力增长速度测度可知,省内市场规模及国内省外市场规模增速较稳定,而国际市场规模增速变动较大。从单个省份来看,经济发达区域的总市场潜力规模较大,且临近省份会出现较高的国内省外市场潜力。31省中,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国际市场潜力规模占比较高,与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特征相吻合。基于分工演进的特点可知,技术进步的停滞会使分工失去深化的动力;而市场的倾向性将对生产关联特征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分工格局。可见,我国分工内生能力的特征致使现有的分工格局的产生。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双向直接投资对国内分工内生能力的影响可知:（1）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能力呈负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呈正向影响,二者的交互项对技术能力影响为正,一定程度上能弱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副作用,并且技术吸收能力、有效技术可得性的调节作用显著。（2）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省外市场潜力规模有正向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为负;二者的交互项影响为正,一定程度上弱化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并且产业集聚及外部市场需求替代的调节作用显著。（3）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在整体层面皆对技术水平存在正向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则呈现负向效应。但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政府行为使促进技术水平提升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