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历史久远,但其被广泛使用还是在美国上世纪末。有两大背景促成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快速发展:一是美国股权投资逐步市场化,并成为企业主要的融资手段。企业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逐渐显现。二是随着关于市场有效性研究、行为金融研究和对市场异像背后机理探询的深入,投资者被认为是有限理性的,历史成本法的信息不能充分被投资者理解,这提高了投资者信息获取的成本。企业管理层在对企业资产估值方面具有更多的信息,公允价值会计信息被认为在诸多方面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过去研究多数在企业经营情况既定的前提下,分析和检验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对企业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决策有用性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则提出,公允价值计量不仅可能对企业会计信息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企业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动机。从企业利益角度看,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可能是出于对投资收益以及流动性需求的平衡。本文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首先关注于上市公司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非正常的动机方面。众所周知,非金融企业持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有三个主要的正当理由,分别是满足流动性需求、进行商品的套期保值和以最大化投资者为目标的资本投资。但是在非完备契约和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企业高管出于个人利益而过多的持有该类金融资产。其中柔性契约是一种不完备契约的形式,这种对高管只进行单边奖励而少有惩罚的契约形式对企业提高持有高风险资产的比例有较强的激励作用。而对企业的监管方面主要体现在对财务信息不透明度的测量方面。监管不严格的企业会放松企业的管制,因而这类企业会过多的持有高风险的资产。完成对这两类非理性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动因的研究,本文进而研究持有这类资产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和资本市场的反应。如果上市公司持有该类资产是正当理由的,则持有该类资产应该增强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而且资产市场应该给于更高的估值,且市场波动性应该降低。如果企业是非理性持有这两类资产的,则情况应该恰好相反。在高管薪酬不完备性方面,本文结合代理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探讨了在公允价值计量下,高管薪酬契约以及盈余管理动机对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情况的影响。具体来说,高管薪酬柔性契约中存在的薪酬粘性是企业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动机之一。而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在金融危机之后为高管实施激进的投资政策提供了方便。过去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完备的薪酬激励政策会影响企业管理者作出的会计决策,而在持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方面也会有类似的行为。企业管理者在以企业业绩为基础的薪酬奖励制度的影响下,有动机持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来影响企业短期盈利水平。同时,由于金融资产的波动性较强,不完备的薪酬契约重视奖励,而对损失惩罚较少,企业持有这类资产总能给高管带来正向的报酬收益,因此有动机过多的持有这类资产。数据分析也支持了上述观点,研究显示,高管薪酬粘性指标与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而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当期利润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例则不受薪酬粘性的影响。这说明企业高管薪酬粘性越大,企业在委托代理制度下,越容易产生管理层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企业管理层在重奖轻罚的情况下,更加倾向于做出较为激进的投资决策,更容易使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相背离。由于我国的高管薪酬受到企业所有制的影响,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受到一定程度的薪酬管制,因此持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以提高预期收入的激进投资行为应该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本文也对该假设进行了检验,更为深入的实证结果表明,由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相对受企业业绩影响更大,薪酬粘性指标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影响较国有企业更为显著。该部分研究一方面验证了我国高管薪酬粘性的广泛存在,另一方面还实证表明这种薪酬契约的不完备性影响了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持有行为。另外,本文研究还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设计与执行方面有别于美国等西方上市公司的情况,因此,公允价值会计方法在实施环境方面也应有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也探讨了从监管方面对企业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影响。对企业的监管包括来自于企业内部、外部有关部门、投资者和借款人的监管,本文使用盈余管理水平作为企业监管程度的代理指标。以往的研究表明,缺乏监管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盈余管理水平。从实现盈余管理的手段方面,由于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可以通过对计量手段和买卖时机的控制进行盈余调节,因此本文假设前期盈余管理行为比较多的企业,其有更多的机会和动力持有更高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从实现盈余管理的效果方面,当年以公允价值计量收益较高的企业,其当年盈余的目标已经实现,盈余管理的必要性降低,因此当年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也会相应的降低。基于此,本文提出,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可能被企业作为一种盈余管理手段。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与本文提出的假说相一致,当企业前期进行了大量的可操纵性应计项的调节时,企业倾向于持有更多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以应对盈余管理的需要。而当企业当期实际需要进行盈余管理时,在运用可操纵性应计项的调节方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则可以通过调整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而调节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而实现操纵会计盈余的目的。更为深入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前期盈余管理水平越高,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意愿更为强烈,相关持有比例也越高,说明存在管理层通过持有该资产来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但公司前期盈余管理水平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之间并无任何关系,说明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日常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当期利润表,也就不能成为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这也与真实情况相符。另外,实证结果还表明,相较于监管程度更高、内部控制更加完善、盈余管理机会更小的国有企业,本文发现非国有企业利用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更为显著。最后,本文对前述两种动机下,企业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与检验,并将经济后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市场反应。盈余持续性方面,企业正常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应该提高企业盈余持续性,比如出于对冲目的持有该类资产是为了降低商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实现主营业务利润的持续性。而在不完备契约和企业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企业持有该类金融资产并非基于高管理性投资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会降低企业盈余的持续性。并且,企业高管出于自身目的持有该类资产时,企业增加的经营风险必然体现在市场价值方面,即使投资者无法立即察觉高管的这种行为,但一段期间后理性投资者的离场终会导致企业股票价格的向下调整。实证检验结果也完全符合上述假设,研究发现,企业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会明显降低企业的会计盈余持续性,同时,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回报率也会在未来一年内得到明显的向下调整。市场反应方面,持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会增加企业的市场风险,这反映在持有此类资产的公司其股票具有更高的波动性和更大的大跌风险。与本文前两部分相呼应,本部分也检验了两类经济后果在企业所有制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盈余持续性和市场反应均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单纯引入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并不能消除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行为。相反,在疏于监管的情况下引入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反而给企业管理者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盈余管理手段,并为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牟利,同时也会导致投资者错误配置资源。因此,要使公允价值计量真正发挥其优势与作用,需要更加注重完善会计准则,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提高公允价值计量信息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