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的掩蔽性源于对现实社会的颠倒性认识。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以论证统治阶级政权存在的正义性、合理性为首要任务,以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掩蔽现实生活的本质。它既要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又要掩蔽这种利益,在现实中表现出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不一致的固有矛盾。意识形态被统治阶级当作攫取国家、阶级利益的工具,一直执行着牧师与刽子手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职能。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它即能够为上层建筑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也能够成为摧毁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力量。国家、政权失去意识形态基础,就会失去存在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变成一盘散沙。意识形态斗争是指在思想领域内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利益观的对立和斗争,两种不同的各种理论、观点、政治主张的对立和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突尼斯是一个北非国家。总统本·阿里上台以后,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侍从”政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转变,激起了国内反殖民主义势力及传统宗教势力的不满。另外,突尼斯传统的宗族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私与贪婪相结合,催生了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依仗掌握的权力巧取豪夺,很快过上了奢靡挥霍的享乐生活。权贵资产阶级的腐败激起了民众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气,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介入突尼斯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高德斯在机密电文中讥讽突尼斯总统家族为社会腐败的核心,视其为黑手党。高德斯的言论犹如一颗火星,点燃了反政府势力心头的怒火,最终,导致“茉莉花革命”的爆发。总统本·阿里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反对势力声讨下惊慌失措,只身弃权逃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惯于插手别国事务的行为滥觞于宗教信仰,绝非偶然。基督教徒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唯一真正主宰。这一意识内在地蕴含了排斥性与斗争性:其它宗教甚至本教的旁支全都是异端,应该加以反对、征伐。基督教徒信仰上的盲目自尊在现实社会中逐渐滋生出“自命不凡的神圣感”。他们认为其他民族与宗教都是野蛮的、不开化的,等待着他们去救赎,而自己则是真理的化身。拯救那些被魔鬼统治的野蛮民族,使其皈依正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在这种错误意识浸淫下,滋生出基督教徒领导世界的思维逻辑:上帝主宰世界——上帝通过他的使徒主宰世界——基督徒是上帝的使徒。基督教自身蕴含的“自命不凡的神圣感”逐渐蜕化为“上帝的选民”领导世界的“使命感”。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有领导世界的意志和能力。以此,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幌子,非法从事颠覆其它主权国家的活动,迫使目标国家沿着他们设计的路线,从“黑暗逐渐走向光明”。资产阶级私有制滋生了资本主义以自我为核心的自利性。在上帝的光芒映射下,资本主义的自利性仿佛拥有了一种神圣感而被社会接受。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自私与贪婪意识早已渗入资产阶级的血液与骨髓,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围绕着人的利益得失运转。资本主义的自利性为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提供了道义上的庇护,推动着资产阶级从垄断逐渐走向霸权,最后蜕化成一股挑起世界动乱的不安定因素。在一个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的世界,人的理性、美德与正义的源泉便开始渐渐枯竭。资产阶级攫取社会财富的贪婪欲望不会自动熄灭,而霸权主义国家试图领导世界的野心更不会自动停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早已被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扣上了“非民主”的帽子而口诛笔伐,早晚势必除之。改革开放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嗅到了“和平演变”中国的气息,加紧了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步伐。“普世价值”、“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各种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裹挟着中国旧社会的一些腐朽意识接踵而至。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刚刚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只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巩固人民政权。依靠人民民主的力量来捍卫人民的政权,是一项正义的事业,无可厚非。以资本主义抽象的人性为价值诉求就会导致在社会现实中个人利益备受尊崇。个人与集体相互依存,片面强调个人就会导致道德堕落。所有个人的意志共同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个人应该在集体中发展自己的才能与智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真正的意识形态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只能从可以被确定的客观实在出发。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仍然依仗自身的统治地位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入到无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才能克服自身蕴含的虚假性和掩蔽性,从而真正的拥有科学性。只有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人,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达到一致,不同阶级或者社会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与斗争才会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