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人正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进入了物质丰裕的工业化时代,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但人们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忘记了“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背叛”了自然,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自然界正逐步“报复”人类,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时代问题,把人类逼近了灭亡的边缘。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抑或改变自己(作为某个个人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抑或注定要从地球上消失。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含义,重新审视和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拯救、善待自然和消解生态危机成为当下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若要消解生态危机,就无法回避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已成为我们生存其中的时代境域,并以不同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性,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在给我们带来物质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的悲剧。从本质上说,现代性是人类追求自由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彰显着一种时代精神和社会品质;从存在的支柱上,现代性以主体性原则为思想支撑,以资本逻辑为世俗基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是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从开放的视角,现代性又是多元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所构建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实现形式。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是现代性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的社会表现形式。同时,本文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个范畴,尽管人们对其语义的界定还不太明晰,但在事实上,它的提出反映了现代性发展的未来指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引发生态危机的一种思考,它成为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愿景,并为人们所重视,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一项“事业”,它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扬弃,能够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危机与现代性有着一种不解之缘。生态危机并不是根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从最本真的意义上讲,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内涵有人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人类对自由和进步的向往,呈现了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价值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是人类目前“尚未完成的事业”。而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社会实现形式,背弃了现代性最初的、为人类预设的自由与解放的社会理想,把人们带入了“新”的压迫与奴役之中,凸显了现代性的危机,使人类统治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所“控制”,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泯灭,也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只是表明人们实现价值理想的形式和路径发生了偏差。只有真正地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才能发挥出现代性的内在潜能,才能摆脱现代性的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依托,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哲学支撑,以不断膨胀的资本逻辑为世俗基础的现代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现实化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曾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观,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生态问题。因此,我们在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使现代性回归其“本真”,并实现一种自我的提升,具体通过以下路径来完成:一是坚持实践原则和现代实践方式的生态化革新,以此来超越主体形而上学;二是瓦解资本逻辑;三是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构建一种新现代性的过程中,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也处于现代性的包围之中,并且遭遇着生态危机的威胁。具体来看,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优先发展经济,疏于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以致加剧了环境污染,致使生态恶化。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人们要生存,社会要发展,要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以,必然产生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若要解决这一矛盾,消解生态危机,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建构中国现代性,实行“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的文明之路,建设美丽中国,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梦,是我们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