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更加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以改善当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外,在我国经济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及“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那么,日益严厉环境规制措施是否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使我国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调整的双重红利?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内关于外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从中找到并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其次,通过熵值法构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环境规制指标来探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考虑到我国当前环境规制方式的多样性,进一步考察我国现阶段实施的三种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以期为我国政府如何实施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方式提供理论依据;最后,由于我国“政治集权,财政分权”的特殊国情,在以经济增长为主的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发展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因此,通过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在不同经济增长率地区,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异质性。本文基于2003-2014年全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多个角度对我国的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所得到的实证结论提出本文的政策启示。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相对于末端治理的环境规制方式,基于源头治理的环境规制方式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更为有效;在不同经济增长率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同,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不断提高,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减弱。针对以上主要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政府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效应;采取更加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促使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转变;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