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前提下兼容民族诉求?换句话说,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民族间正义”如何可能?以耶尔·塔米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给出了一种答案,但这个答案却遭到了其它学说有关“过于厚实的情感依附”之批评。相关涉的学者并没有给出回应,而是简单复述了这一“厚实”的“共同的同情感”作为理论抓手的特色之处。同时,结合相关学者在期刊《一元论者》上发表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相似观点的核心认识,梳理后期其它流派典型代表的学者在编著《民族主义的道德性》中针对性的批评,我们发现,“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具有被再次改造的可能性。不掩饰论者们在文化民族叙事与政治民族叙事、个人自主与政治干涉的界限之论述上的飘忽不定,我们仍能够借用亚当·斯密的与“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相关的“稀薄的同情感”的论说,冲淡前者所展现出的浓厚的个人关切与民族感情,以及使“真实的”（而不仅仅“虚拟的”或“想象的”）跨民族交流机制成为民族间正义的稳心丸。“要我们同情自己的程度就像我们自然同情他人那样。”1改造后的、被称为“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民族性”的框架尚需要接受现今新的案例的检验。在通用信贷法案、哈茨法案的政策有关内容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民族性”能够比原有的保守自由主义秩序下的民族思维框架,提供就业议题中互惠性更为真实、结构更为清晰的答案。因为“勤奋的人群”、“有抱负的民族性”之简单武断的标签,遮掩了成员的其它重要的身份标识。而在“待赚取的成员资格”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同样发现了“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民族性”的论证优势。在移民议题上,原有的保守自由主义秩序下的民族思维框架主张“成员资格”是一种“恩典”与“荣幸”,这为本就具有明显的语言能力与智识背景优势的“精英群体”享有“准入特权”提供了辩护词,也为成员的“忠诚”的真实性埋下了隐患。而“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民族性”主张澄清这一政策背后“混杂商业逻辑、政治契约、民族框架”的事实。也就是说,尤其要将“可以改造为日常的文化叙事的”民族身份,尽量地与正式的政治系统剥离开来;将完整鲜活的政治人与“投入-产出”逻辑下的经济人区分开来。无论如何,要让暗含斗争性、排他性的民族叙事,接受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之检验、明辨慎思的自由主义之洗礼;而非使本应专注在“政治的领域”不懈凸显的自由主义,在犹疑之下被变幻无常的民族剧本带偏了方向。